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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教授学术研究梳理
宋圭武教授是一名在教育战线上已经奋斗了近40年的老兵。
一、基本情况
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1982年参加工作。大学毕业后，在贫困地区最基层一个农村乡中学从事教学及管理工作近10年，并先后荣获县、市园丁奖，后到甘肃省委党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专业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在中央党校访问研究一年。200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6年，入选甘肃省555创新人才第二层次。2021年，入选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现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甘肃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甘肃省三农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委讲师团成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甘肃校友会副会长。权威期刊《农业经济问题》匿名审稿人，《丝绸之路》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研究方向主要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中国发展等方面。
学术著作影响：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理论版）、《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红旗文稿》、《学习与研究》等杂志和报刊公开发表论文及文章400多篇，其中列入北大核心期刊的有40多篇，列入CSSCI期刊的有20多篇。在四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杂志）先后累计发表理论文章30多篇，其中以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名义发文20多篇。专著《中国乡村发展研究》和《中国乡村开发与经济发展》被中国乡村发现网推荐为三农精品读物。2010年出版专著《碰撞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获全国社科优秀普及奖，同时，该书被长春工学院等单位选为党员干部24本经典必读书目之一，被中共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列为雨花区教育系统建设学习型党支部第一批50本推荐书目之一，被佛山市南湖区列为党员干部创先争优推荐好书之一。2012年出版专著《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被中国残疾人阅读指导委员会列为全国残疾人50本推荐阅读书目之一，同时，该书也曾被《江干报》报道为畅销书之一。有20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红旗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所摘录或转载。
课题完成情况：曾担任中宣部重大委托课题首席专家之一，并主持完成甘肃省重大招标项目等各类课题30多项。
主要获奖情况：获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提名奖、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种科研奖励近30项。
智库建言：有二十多篇建言被甘肃省委办公厅报送中央办公厅参阅。有多个建言获省部级领导批示。
网络主要影响：2012年，宋圭武同志被博客中国网提名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100人候选人之一。2012年，宋圭武同志当选环球网100名精英博主，并被环球网评为优秀评论员。主持人评语为：“宋圭武——现代经济学界的“杜甫”，他有一双火眼金睛，能一针见血的看穿所有的经济现象，他有一颗大爱之心，怜惜平民、针砭社会之不平，他的理性与独特的观点深深让人为之折服！重量等级：★★★★★”。2014年，宋圭武同志当选光明网十大精英博主。主持人评语为：“自细微处审度世界，于点滴间品味人生。总能以小博大，深入浅出，将深奥难解的哲理跃动出生动的气息。”
2020年被中国民生论坛组委会（人民日报社联合有关单位举办）授予“2020最美全面小康建设者”荣誉称号。
二、著作目录（部分）
1.专著：《经济问题新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25万字。
2.专著：《中国经济发展和乡村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20万字；此书经中国乡村发现网推荐和专家评审，被首批选为三农精品读物。
3.专著：《中国乡村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25万字；此书经中国乡村发现网推荐和专家评审，被首批选为三农精品读物。
4.专著：《三农中国的经济学阐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30万字。
5.专著：《碰撞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30万字。此书获全国社科普及优秀奖，同时，该书被长春工学院等单位选为党员干部24本经典必读书目之一，被中共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列为雨花区教育系统建设学习型党支部第一批50本推荐书目之一，被佛山市南湖区列为党员干部创先争优推荐好书之一。
6.专著：《大国路径：中国改革真问题探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30万字。此书被中国人残疾人联合会读书指导委员会推荐为残疾人50本推荐书目之一，同时，该书也曾被《江干报》报道为畅销书之一。
7.专著：《新常态新路径：中国改革再思考》，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8.专著：《宋圭武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三、论文目录（部分）（具体请查阅中国知网）
（未注明合作的均为独立）
1．对当前我国农户经济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9期。
2．中国农村改革之我见，《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7期。
3．对小农问题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99年12期。
4．小生产十大服务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农业经济问题》，98年第3期。
5．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3期摘登.
6．小农问题研究，《中国农村观察》，99年第6期。
7．知识经济：问题、对策与展望，《经济学家》，2000年第4期。
8．对文化租的若干思考，《东方》，2000年第12期。
9．农户经济研究若干问题述评 ，《农业技术经济》，2002年4期。
10．道德农业：农业的一种理想境界，《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年2期。
11．全球化的效应及国家发展对策，《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3期。
12．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3期。
13．转型和开放条件下政府职能的界定，《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10期。
14．促进经济特区与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学习·研究·参考》，2000年第10期。
15．做好中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学习·研究·参考》，2000年第3期。
16．科学的发展是和谐的发展，《学习与研究》2004．7。
17．面子文化是缺乏民主的, 论文,《北京日报》理论版，2008.5.19《新华文摘》2008年14期转摘。
18．公社制度与中国乡村的未来，《管理现代化》，2005．3 合作第二。
19．公平与效率是多层面对立统一与交错互动的关系，《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10月23日。
20“忙”的经济学思考，《光明日报》理论版 2006．5．29。
21．闲话“买贵”，《光明日报》理论版2006年9月4日。
22．从众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光明日报》理论版 2005．5．17。
23．论文就像艺术品, 《光明日报》2008。11。9。
24.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三角形陷阱，《中国发展观察》2009年12期。
25.用公开手段制约学术腐败，《红旗文稿》2010年5期。
26．春节的经济学随想，《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2期。
27．西部人才流失的成因及其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论文集）2005年12月第一版。
28．中国农民合作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论文集）2005年9月第一版。
29．绝对地租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30．农民问题及三十年农村改革反思，《调研世界》2009年6期，中国统计学会主办，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研究》2009年9期全文复印。
31．贫困农户消费特征及分析，《中国贫困地区》99年第1期。
32. 论休闲，《理论视野》2010年4期。
33．西部大开发的瓶颈因素是人力资源问题，《理论视野》2000年第2期。
34．中国的机会主义：根源及其消除，《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6期。
35．对马克思绝对地租理论的改进，《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2期。
36．对小农问题的再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1期。
37．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中西部，《开发研究》2000年第3期。
38．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建构，《甘肃理论学刊》 2000年第6期。
39．西北农业开发的对策与思路，《开发研究》2001年第3期。
40．“中和”价值观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甘肃理论学刊》2002年3期。
41．邓小平农业思想研究，《甘肃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99年第1期。
42．西部大开发的实质是文化大开发，《甘肃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2期。
43.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技术经济》98年第9期。
44．对投资决策中效用的若干分析，《财会研究》97年第6期。
44．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农户行为研究，《开发研究》97年第6期。
46．企业管理者的理性决策，《甘肃社会科学》97年第5期。
47．兼业化与一体化的有机结合：农户经济优化的一条有效途径，《甘肃理论学刊》97年第5期。
48．农业产业化的实质，《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1期。
49．应当重视对“知识租”问题的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50．对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些思考，《社科纵横》99年第5期。
51．农户生产经营风险研究，《甘肃理论学刊》99年第6期。
52．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人力资源开发，《时代学刊》2000年第1期。
53．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攀登》2000年第1期。
54．对我国市场经济多层次性的一些认识，《开发研究》93年第6期。
55．农户生产决策模型研究，《开发研究》96年第1期。
56．以城镇化促进西部大开发，《小城镇建设》2004年第1期。
57．中国的乡镇问题，《经济要参》2004年第8期。
58．乡镇改革的一种思路，《信息导刊》2004年第10期。
59．乡镇负债研究，《调研世界》2004．5。
60．以“和谐”统领发展《调研世界》2004．8。
61．“三农”四题 ，《老区建设》2004．6。
62．乡镇负债根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3。
63．“经济人”的现实悖论 ，《管理科学》2004．8。
64．从“村民”到公民，《社科纵横》2003．12。
65．我看博士从政，《中国人才》2004．11。
66．贫困与人格意识及脱贫，《调研世界》2005．1。
67．合作与中国农民合作，《调研世界》2005．2。
68．人才培养问题之我见 ，《人才开发》2005．1。
69．消费的本质，《调研世界》2005．3。
70．论合作，《中国发展观察》2005．2。
71．和谐社会的三个基本立足点，《中国城市化》2005．7。
72．公平、效率及二者关系新探，《江汉论坛》2005．9 合作第一。
73．平均主义问题之我见，《甘肃理论学刊》2005．4。
74．人才问题与制度创新 ，《人才开发》2005年第5期。
75．自治公社：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甘肃农业》2005．4。
76．利他主义：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社科纵横》2005．1。
77．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学习论坛》2011．5。
78．农民这一概念，《中国城市化》2006．4。
79．人生的经济学均衡，《中国城市化》2006．3。
80．对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思考，《社科纵横》2006年8期。
81．信用品格刍议，《中国信息报》2007年1月5日。人大复印资料《企业家信息》2007年7期全文转载。
83．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民论坛》2007年1期。
83．嫉妒：一个社会的“囚徒困境”，《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2期（下）。
84．慈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1期（上）。
85．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4月下期。
86．请客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茶座》2007．3。
87．婚姻的经济分析，《百姓》2007年10期。
88．为什么中年最痛苦, 《人民论坛》2008年5期。
89．“帕累托最优”质疑, 《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3期。
90．知识与社会的均衡，《信息导刊》2009年第36期。
91．消费、消费函数及其特性新探，《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5期。
92．建设内陆型经济战略高地，《西部论丛》2009年9期，甘肃省投资学会主办。
93.30年农村改革反思，《中国城市化》2009年2期。
94.谨防“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9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独立。
95.十二五产业结构调整之我见，《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7期，主办单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96.世界正在为凯恩斯主义埋单，《中国城市化》2011。09/10期，
97.发展循环经济若干思考，《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2。2。 98.就业优先战略探讨，《中国国情国力》 2012年7期。
99.李约瑟问题新探及进一步的思考，《学习论坛》2012年1期。
100.“节俭的悖论”并不存在，《 光明日报 》理论版2013年02月01日11 版，独立。
101.文风贵简，《人民日报》理论版2014年7月14日。
102.裸官现象的文化分析，《领导之友》发表，《红旗文摘》2014年9期全文转载。
103.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经济权力配置新趋向分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5。人大复印资料《体制改革》2015年1期全文复印。
104.共产党员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科学论坛》2014年上半月10期。
105.反腐败如何防止钱穆陷阱，《领导科学论坛》2014年上半月4期。
106.市场边界视角下的政府职能论述，《中国城市化》2014。9。
107.信息不对称市场若干问题再分析，《创新》2014年3期。
108.甘肃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若干思考。《区域经济评论》2014年2期。
109.以城市化为契机打造中国发展升级版。《中国城市化》2014。10。
110.论中国的城城镇化：路径选择及对策。《人的城镇化》2013年6月。
111.简政放权如何跳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领导之友》2014年3期。
112.新时期中国连片特困地区推进幸福扶贫问题研究，《社科纵横》2014年9期。
113.论提高劳动力效率的根本途径《中国劳动》2013.7
114.面子文化与消费，《学习与研究》2013.5
115.国家发展要注重信用建设，《中国发展观察》2013.3
116.对人力资本建设的若干思考，《学习论坛》2013.8
117.公平及公平与效率关系理论研究，《社科纵横》2013.6
118.中国梦的实现路径：经济学的视角，《中国城市化》2013.11
119.国人的食与色，《社会学家茶座》2013年第一辑。
120.宗教的经济学阐释，《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4期。
121.分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海派经济学》2011卷第4辑。
122.扶贫要注重“福贫”，《学习时报》2012年12月10日。
123.有权而无德，更可怕，《北京日报》理论版，2012。2。20。
124.对“信任之谜”和“中国之谜”解释的再解释，《学习论坛》2012年9期。
125.公平是发展的首要问题，《红旗文稿》，2013.11期。
126.扶贫要注重“福贫”，《学习时报》2012年12月10日。
127.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红旗文稿》2015年4期。
128.建设新型智库的五点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2。23。
129.积极推进中国经济转型调整，《学习论坛》2016.2.
130.小农特征、小农意识及其改造，《领导之友》2016.1.
131.以提高国民幸福为着力点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1。10。
132.激活脱贫内生动力，《经济日报》2016-10-12
133.贫开发贵在精准 制度设计要接地气，《经济日报》 2016-12-15
134.道德社会与法治社会是等价命题，《北京日报》理论版 2017-06-05
135.防“数字脱贫”要注重三个结合，《经济日报》2017-05-03
136精准扶贫要稳中求进，《经济日报》合作第二2017-01-25
137新常态下国家发展需要新战略，《学习论坛》 2017-06-15
138.农业供给侧改革要重视生产组织制度创新，《农村工作通讯》 2017-08-30
139.地方扶贫制度要接地气，《人民日报》理论版2017.6.16.
140.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光明日报》理论版2018.8.23.
141.推进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日报》2018。5。7。
142.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基础，《国家治理周刊》2018.2。
143.乡村振兴与新乡贤文化建设，《学习论坛》2018.2.
144..以合作化推进落后地区精准扶贫，《学习时报》2016.4.14.
145..论腐败根源及其治本之策，《领导科学论坛》2015.6.
146.精神扶贫意义及对策，《甘肃农业》2018.5.
147.对经济学理论一些核心观点的质疑《社科纵横》2017.1期。
148.乡村振兴愿景探索及中国农村改革反思。《岭南学刊》2018.5期。
149.精准扶贫的经济动力意义及对策——基于甘肃的调查与思考，《领导之友》2016.9期。
150.谨防数字脱贫,合作第二，《学习时报》2016.5.26.《红旗文摘》全文转载。
151.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孝文化建设对策，《甘肃农业》2018.2期。
152.国内外供给侧经济理论历史演进——兼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建构，《社科纵横》2018。8期。
153.基于不确定性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方式思考，《农业科技与信息》2018.8期。
154.要物质脱贫也要精神脱贫，《光明日报》理论版，2018.10.16.
155.经济学的深层次是哲学，《北京日报》理论版2018.2.26.
156.增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人民日报》理论版2018.11.26.
157.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光明日报》理论版，2019.1.8.
158.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光明日报》理论版，2019.1.15
159.乡村振兴重在发展现代农业，人民日报《民生周刊》2019年1期。
160.乡村振兴需要唱好三部曲，人民日报《民生周刊》2018年13期。
161.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光明日报》2019年3月12日。
16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经济日报》2017.10.21.
163.绿色发展昭示未来，《光明日报》2019.5.8
164.研究长城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光明日报》2019.9.16.
165.脱贫攻坚要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光明日报》2019.9.3.
166.理论学习关键在知行合一，《光明日报》2019.6.28.
167.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人民日报》理论版2019.10.8.
168.做学问要努力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光明日报》理论版2020.1.14.独立。
169.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光明日报》理论版2020.2.4.独立。
170.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经济日报》2020.2.19.独立。
171.克服唯书唯数唯玄倾向，《北京日报》理论版2019.4.8.独立。
172.乡村振兴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2019.1.独立。
173.丝绸之路古道遗存兰州安宁段考察随笔三则，《丝绸之路》2018.11.独立。
174.积极推进西部贫困地区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国城市化》2017.3.独立。
175.“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经济优势分析及中国对策，《丝绸之路》2017.12.独立。
176.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发展战略构想，《丝绸之路》2017.10。独立。
177.乡村振兴如何强化制度性供给，《中国城市化》2017.12.独立。
178.设立医务人员流动治疗岗位，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2020.3.独立。
179.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遵循，《前线》2020.2.独立。
180.理性审视发展中大国的三农问题，《江汉论坛》2020.06期，独立。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摘登。
181.育好干部 选好干部 用好干部，《甘肃日报》2014.7.30日
182.党风建设要重点反对五大主义，《发展》2014.6期。
183.群众路线教育也要注意教育群众，《发展》2014.5期。
184.群众路线的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甘肃农业》2015.5期。
185.贫困的危害性研究，《甘肃农业》2016.1期。
186.“三严三实”要从说实话开始，《发展》2015.7期。
187.学术领域也要反“四风”，《甘肃日报》2015.7.13
188.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社科纵横》2018.6期。
189.浅论德治和法治问题，《社科纵横》2018.3期。
190.农村高价婚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甘肃农业》2017.5期。
191.合作化是当前推进农村发展的关键，《甘肃农业》2017.1期。
192.城市贫困应引起重视，《甘肃日报》2014.7.4日
193.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守住农耕文明之魂，《光明日报》2020.4.14.独立。
194.为脱贫攻坚打下奋斗底色，《解放军报》2020.4.30.独立。
195.新起点 新生活 新奋斗，《解放军报》2020.9.3.独立。
196.大力倡导饮食文明，《解放军报》理论版2020.9.7.独立。
197.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经济日报》2020.9.12.独立。
198.努力实现乡村全面和谐振兴，《甘肃农业》2021.1期。
199.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解放军报》2021.4.15.
200.科学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企业家日报》2020.12.21
201.疫情过后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延安大学学报》2020年4期，《新华文摘》论点摘编。
202.建设数字乡村，注入强劲动能，《解放军报》2021.9.9.
203.动力转换与我国城乡适度二元发展模式分析，《江汉论坛》2021.9期。
204.农业的产生是人类文明产生的真正标志，《甘肃农业》2021.4期。
205.小农户如何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甘肃农业》2021.9期。
206.农村低收入群体保障十点建议，《民生周刊》2021.5.10.
207.办好公办托幼机构这一民生大事，《民生周刊》2021.5.24.
208.进一步激活甘肃人才动力，《甘肃农业》2021.7期。
209.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背景下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2021.8期。
210.突出重点关键，聚焦精准发力，《甘肃日报》2021.3.30.
211.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2021.3期。
四、主要学术创新
要了解详细论证，需要参考原文，大家可参考作者相关论文或著作。
（一）改进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
提出了在创新条件下，劳动价值论将有新的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创新改变了劳动的质和量，这里不仅是指改变了具体劳动的存在形式，而且也使抽象劳动具有了不同的涵义。从而在逻辑上解决了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仍然构成了绝对地租的主要来源，而不是其它。
具体分析过程摘要：
首先，需要拓宽劳动的概念。从发展的角度看，凡是能生产增进消费者合理效用，用于交换（不管是否具有交换形式，只要体现交换实质）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产品的活动都应纳入劳动范畴。其次，要将创新合理引入劳动价值论。在创新条件下，劳动价值论将有新的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创新改变了劳动的存在形式。事实上，不管什么样的创新，其最终结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提高劳动生产率；（2）提高资本生产率；（3）增加市场需求。在第一种情况下，假设某企业劳动者原来1个小时只生产一件商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可1个小时生产两件商品，这时花在每个商品上的劳动时间变为半小时，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原来的理解，这时单个商品的价值量将下降。其实，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经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前的劳动显然是两种不同存在形式的劳动。这里我们不能因为在相同时间内支出的劳动都是同一的。劳动不仅表现在生产不同种商品的劳动有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分，复杂劳动将取得简单劳动的倍加形式；而且，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劳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劳动也在改变着其存在的形式，也应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的劳动显然属于复杂劳动范畴，而在此之前的劳动应属于简单劳动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上述例子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的半小时的劳动应等同于提高前的1小时的劳动。如果我们再假定工作时间不变并且市场需求能容纳多生产出的商品，这时某企业劳动者在1个小时创造的价值量将是原来的两倍，并且都得到了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没有使单位商品价值下降，而是增大了在单位时间内劳动者创造的总价值。在第二种情况下，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其结果是导致以前的劳动与资本的结合变为在新的情况下的劳动与资本的结合，这种新的情况就是资本的生产形式有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形式本身也不会一点不变，总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所以，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其最终结果仍是体现为使现在的劳动形式不同于以前的劳动形式，现在的劳动将取得以前劳动的倍加形式。也许有的同志会说，先进的机器设备使劳动更简单化，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首先，投入商品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是生产这个商品的各个生产环节劳动的总和，而不是仅指某一生产环节的劳动；其次，先进设备只能使生产的某一环节的劳动，如操作简单化，但同时设备的维修等方面的劳动投入会复杂化；再次，先进设备减少的多是劳动的体力含量，而劳动的脑力含量并不一定减少，而是多半表现为增加。因此，从总体上看，和复杂设备结合的应属复杂劳动范畴，和简单设备相结合的，应属简单劳动范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其最终结果仍表现为在单位时间内劳动创造的总价值的增大。在第三种情况下，如果假定前两种情况固定，则市场需求的扩大只能导致劳动时间的延长，这时的劳动表现为与以前的劳动具有同一形式，但这时由于劳动时间的延长而使总的价值量增加。上述三种情况总起来的情况就是，创新的最终结果都是体现为社会总价值量的增加。所以，创新也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缩短工作日创造了条件。同时，上述情况只是表现在一个企业率先创新的情况下，可使价值总量增加并得到实现。如果全社会企业都普遍进行了创新，并且假定创新的程度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社会的需求能容纳下这些创新的结果，则所有企业都将得到好处（虽然企业间商品的相对价格可能不变，但至少可得到更多的时间支配）。当然，如果某企业的创新程度高于其他企业，则在相对意义上该企业的劳动者将创造更多的价值，在得到实现后将会得到更高的回报。如上述例子，创新后，某企业劳动者半小时的劳动回报应等同于创新前1小时的回报。所以，上述讨论总体上的结论是：（1）创新使劳动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所以，创新并不带来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下降。（2）创新既增加了社会商品的使用价值总量，也增加了商品的价值总量，二者具有同向性；在劳动价值正常实现的前提下，创新将带来高额回报。（3）利润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都是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创新的结果。（4）创新是摆脱利润率下降的根本途径。（5）创新为改变全社会的福利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如缩短工作日，提高劳动者福利等）。所以，不断的创新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福利国家与缩短工作日）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和可靠保证。（6）从长期看，引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生产率提高的创新是较易得到实现保证的，而要实现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开拓则是一件较难的事，并且消费需求不足会越来越重要地影响创新的整体效率，从而导致劳动价值无法顺畅的实现，此时，劳动价值只能以一种自我毁灭的形式求得暂时的平衡。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其实质表现就是农业的不断创新。这种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最终结果具体表现为二个方面：一是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二是提高了资本生产率。这两个方面的结果使农业工人的劳动具有了不同的质的内涵，从而使农业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比以前更大。这样，在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马克思的“上述意义的绝对地租”并没有消失，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仍然构成了绝对地租的主要来源，而不是其它。
（二）首次提出并阐述了“道德农业”的范畴
所谓道德农业，就是农业的道德化，就是指用道德原则来指导和把握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切活动。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应道德化，应体现自然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也应道德化，应以道德作为农业生产中调节人与人关系的主要手段。道德农业的提出符合农业发展的新趋势，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新境界。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农业向道德农业发展，符合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
（三）首次提出“知识租”或“文化租”概念
经济学上有经济租范畴，如地租等。另外，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范式拓展到政治市场，指出政治市场的主体，如政治家等，也是“经济人”，也是寻租者，并提出有关政治租范畴，并进行了相关分析。笔者将“经济人”范式拓展到知识领域，认为知识人也是“经济人”，也是寻租者，并首次提出了“知识租”或“文化租”概念，并进行了相关分析。
什么是知识租？就是基于知识谋取的超额收入。知识租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知识所有权。二是与知识本身的特性有关。由于知识本身是一种无形资产，所以估价知识就成了一件非常难的事。知识所有者一般总会偏向于高估本身具有的“知识”价值，这就有可能使“知识”的实现价值超过其“知识”的应得价值，从而使知识所有者得到知识租。三是与有关知识制度不完善有关。四是与人性有关。知识所有者也是“经济人”。经济学中有关“经济人”的假设同样也适用于知识所有者。
注：百度、维基百科等搜索频道有关“知识租”词条的解释，均来源于作者相关文章内容。
（四）提出一种新的消费函数模型
笔者认为，一切直接能增加效用的行为都可属消费范畴。消费函数应考虑如下因素：一是不仅要注重物质收入因素，也要注重精神收益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二是对消费时间的理解不仅要考虑现世情况，也要考虑有来世的情况；三是对个人消费偏好不仅要考虑其不变的情况，也要考虑其变化的情况。消费函数的特点：第一，同消费物质产品一样，人们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也遵循一定的边际消费效用递减法则；第二，人们在选择消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第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第四，随着收入不断增加，人们会更加注重消费的精神收益；第五，消费越具有永恒价值，人们的消费投入会越多。
（五）对“库兹涅茨反论”给出一种新解释
笔者认为，产生“库兹涅茨反论”的根源在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根据一般推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以应当有平均消费倾向递减，但问题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短期和长期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不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短期内对消费函数有较大作用。一是替代成本较大。个人在短期内要不断实现不同消费产品之间的消费替代，一般会产生较大的替代成本，这对一般收入群体而言，会是一个较大的负担。二是偏好相对稳定。个人的消费偏好固定不变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短期内，一个人的消费偏好一般变化不大，具有相对稳定性。三是产品的种类和品种相对稳定。在短期内，产品的种类和品种相对变化不大，从而限制了消费者在不同消费产品之间进行消费替代的可能性，强化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四是从实证研究看，为什么截面数据得到的结论会较好符合凯恩斯短期消费函数的特征，这里与截面数据具有明显的短期时间特征是不无关系的。但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影响不大。一是在长期内，消费者可对不同消费产品实现有效替代。二是在长期内，人们的消费偏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产生较大变化。在长期内，一个人的生理条件、职业、社会环境、居住的自然环境等总会有所变化。不同的生存条件，必然会为人们提供不同的消费选择菜单。人们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适应和改变的过程，在这种人与生存条件的互动关系中，人自身的消费偏好结构必然会随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三是随收入的提高，人们对商品的相对效应会更为注重。四是在长期内，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消费选择的商品种类和品种会越来越丰富，产品更新也会越来越快，这客观增大了不同消费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减弱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五是从实证研究看，在长期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得到的是具有稳定平均消费倾向的消费函数形式，亦即没有截距项的线性消费函数，这也说明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库兹涅茨反论”，根源就在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在短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有较大作用，但在长期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消费函数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一般会呈不同的特征。
（六）提出并论证“节俭的悖论”并不是悖论
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有一个“节俭的悖论”，就是节俭导致需求不足，需求不足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减速，经济发展减速又导致贫穷，最终是节俭的手段与节俭的目的相悖，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但从长远和全局看，笔者认为，所谓“节俭的悖论”实际是不存在的，注重节俭才符合真正的经济学原理。
其一，节俭对一个人或家庭而言，只是导致一个人的支出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段而已，而并不是不支出，所以，由节俭导致的一个人的需求并不是减少，而是需求在不同时间段的重新配置。一个人有了储蓄，最终都是要花出去的，不可能一直留着不消费，节俭就是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消费量的减少。若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没有消费完自己的储蓄，自己的后代最终也会消费这部分储蓄的。所以，所谓“节俭的悖论”，只具有静态的意义，但现实不是静态的，而是沿时间动态展开的。
其二，节俭有利于家庭稳定。一个家庭选择节俭，有利于家庭在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不慌不忙。不注重节俭，既破坏了家庭美德，也破坏了家庭经济。因为浪费容易导致家庭经济拮据，也就容易导致家庭矛盾。从实际情况看，大凡注重节俭的家庭，大都生活显得比较平稳。有了家庭稳定，也就有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失业等情况发生，家庭也是一个好的缓冲器。因为若一个人冒险冲撞社会，家庭就是一个阻拦。而贫寒的家庭对个人冲撞社会的阻力就小，因为涉及的家庭损失成本小，阻力也就小了。
其三，节俭有利于环境的保护。目前，我们保护环境，一个方面是注重技术的改进，就是要提倡更环保的技术，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提倡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一个方面是要减少生产量，降低发展速度；一个方面是要提倡节俭生活。而提倡节俭的生活，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来自生活方面的垃圾对环境污染也是十分严重的。
其四，节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过度刺激需求容易导致信用扩张和货币扩张。而过度扩张的信用和货币在短期内虽可能造成经济一定程度的局部繁荣，但由于缺乏持久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经济最后必然会出现问题，这时政府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就又需要不断进行信用和货币的扩展，这最终导致经济泡沫化，最后就是泡沫破裂。所以，浪费型的刺激需求，就像为经济系统注入毒品，虽然能带来短期的兴奋，但最终会导致经济系统产生依赖性，需要不断的注入毒品，并且很可能导致需要一次比一次更大的信用和货币的扩张。如果说以前的经济危机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那么，近些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目前欧洲的债务危机等，就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和信用扩张思路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解决经济不稳定，需要我们既要摆脱自由主义的思路，也要摆脱凯恩斯主义的思路。
其五，节俭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在居民普遍节俭的情况下，需求就是有限的，企业家投资就需要谨慎，不能盲目，这有利于选择最有效的投资项目。同时，由于储蓄充足，银行资金宽裕，就是有些企业投资失败，也容易得到银行再融资，旧的项目也容易得到改造和淘汰。
其六，节俭有利于社会道德建设。人的需求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和精神的方面。人在物质方面需求减少了，必然会更多关注精神方面的需求。另外，培养节俭的人格，有利于养成自律的好习惯。而自律的人格，就是容易守规矩的，就是不容易犯法的。自律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一个人若没有自律意识，社会就很难管理，社会就更多具有了本能特性。
所以，凯恩斯的所谓的“节俭的悖论”，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局部逻辑推演。凯恩斯只看到了经济效果，而没有看到环境和社会的效果，只看到了短期效果，而没有看到长期效果，或是只看到了局部效果，而没有看到全局效果。所以，在现实中，我们应坚决提倡节俭。
（七）对效用理论中的一个常见看法进行了纠正
在效用理论中，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普遍认为：将富人的财富转移到穷人身上，会增加全社会的福利。其实，这是一个需要商榷的观点，笔者认为，需要纠正。
研究表明：人们更厌恶损失。比如，一个人损失100美元的效用损失是得到100美元效用增加的两倍，也就是说，一个人增加200美元，其效用的增加量等同于另一个人损失100美元的效用减少量。所以，若将富人的100美元转移到穷人手中，富人实际损失的效用可能是200美元的效用，而穷人实际得到的是100美元的效用，这样全社会的总效用未必就是增加的。
另外，由于富人的边际效用递减，富人要得到同样的效用需要更多的财富收入，所以，富人对财富的占有欲更强。在这种情况下，富人由于对金钱的占有欲更强，会更厌恶损失。
所以，我们要研究等值财富的效用变化时，不仅要分不同的人群考虑，还要分损失还是获得两种情况。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同一财富所体现出的效用变化是不同的。
根据这点，我们也得到有关改革的一些启示。
由于直接转移富人的财富到穷人身上，全社会的福利未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分配制度要优先考虑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对社会总效用增加不利。钱一旦落入口袋，再拿出来，就是问题，效用损失就大。
另外，社会改革，不要随意没收富人的财产，重要的是改革制度。想当初中国的公社改革，让富人财产归大堆的办法，对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是极为不利的，应考虑采取入股或赎买的方法。
还有，改革要注重增量部分的改革，存量部分要尽量保持稳定。也就是要提倡新人新办法，旧人旧措施。这样对保持社会稳定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有利。
（八）首次提出经济增长的三重动力论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动力呈三层结构。表层动力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动力。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技术等；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优质的经济要素和合理的经济结构，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表层的下面，是制度动力。制度包括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等。制度更先进，经济发展动力必然更充足。在制度动力的下面，是文化动力或人文精神动力。这里的文化或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个民族或地区内人群所具有的深层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人文精神取向，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力。另外，三层动力并不是分离的关系，而是三者互相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制度和文化，更具有密切的互相作用关系。其中，文化制约制度的选择，而制度对文化动力的发挥又有反作用，若制度不合理，文化或人文精神动力也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最终，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决定了经济发展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三层动力互相耦合，形成经济发展的总合力。
（九）提出并分析“斯密悖论”并不是悖论
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伦理学专著《道德情操论》一书中认为：同情心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而在1776年出版的经济学专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又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也促成了社会利益。这一明显的矛盾，被德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称为“斯密问题”或“斯密悖论”。
笔者认为，所谓“斯密悖论”只反映了斯密观点的自我矛盾和冲突，而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斯密悖论”。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是利他或道德，而不是利己。
首先，利己是个人进步的直接动力，但不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利己要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必须要受到特定的制度约束，才有可能转换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对此，斯密也认为，利己的人经过市场的自由竞争，最终利己转换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所以，斯密在论述中实际上是自己也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其次，在现实中，由于很难找到一个完美有效的制度设计，来约束人的利己主义，所以，利己主义往往对社会进步产生诸多破坏。再次，在现实中，若一个社会富含利他主义精神，社会进步就容易很多。一是社会富含利他主义精神，会大大减少制度的设立成本和监督成本。二是社会富含利他精神，产品质量更有保证。三是社会富含利他精神，产品价格会更合理公道。四是社会富含利他精神，社会更容易建立更公平的制度。五是利他的社会，本质是无异化的。
（十）“科斯定理”只具有短期局部均衡意义
“科斯定理”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最终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优；第二，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果，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有学者将前一种情况称为真空世界的“科斯定理”，后一种情况为真实世界的“科斯定理”。
仔细分析，笔者认为，“科斯定理”有两个方面的不足。其一，关于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其二，产权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只具有局部短期均衡意义，不具有长期整体均衡意义。因为不管是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还是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公平都比产权清晰更重要。
为什么公平比产权更重要，因为人更高层次的本质是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或经济属性。经济利益不是人唯一的目的。经济利益从属于人的更高的本质性追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属性，如何实现，公平是基线和前提。目前，公平的重要性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明。
由于公平很重要，我们考虑经济问题，就不能忽视公平问题。在现实世界，实际存在的最大可能情况应是，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若产权界定不公平，人们首先会为产权界定公平而战，其次，才考虑市场交易的均衡问题。比如排污权，首先人们会考虑排污权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排污权随便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同样，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界定也需要满足公平原则。否则，产权界定的初期就会遇到极大阻力，会产生极大社会成本。另外，在以后的市场运行过程中，不公平的产权界定，最终会导致不公平的社会财富格局。而不公平的社会财富格局，最终会导致社会运行陷入更大范围的不均衡。第一，会导致政治的不均衡。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社会骚乱会增加，这会导致民主政治有两种演进趋势。一种是趋向集权体制；一种是民主被金钱所绑架，成为伪民主。第二，会导致经济不均衡。一是增长乏力。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穷人多，经济增长必然缺乏需求动力。二是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三是容易诱发经济危机。第三，会导致人文精神的不均衡。不公平或财富不均衡的社会，人文精神也会陷入失衡之中。因为不公平，会让人们充满怨气，时间一久，人们的怨气会化为邪气，邪气泛滥，社会必然堕落。另外，财富不均衡的社会，穷人为了尽快跨越财富鸿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就会泛滥，投机冒险行为也会增加。
由于“科斯定理”不具有现实意义和长期整体均衡意义，所以，笔者认为，“科斯定理”不应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一般而言，对于产权界定，正确的观点应是，只有公平的初始资源或产权配置，人们的自愿交易才有可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这里的意思是说，人们的自愿交易能不能最后必然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还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公平是基本前提，有了公平这个基本前提，后面的均衡才会有更大实现的可能性。由此可知，我们在改革中，应始终要把公平放在比产权清晰更重要的位置。否则，改革越往后，改革的效率会越差，改革面临的难度会越大，改革会极大可能落入“不公平”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十一）“帕累托最优”也只具有局部均衡意义
“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一个命题，其含义是指，在一种经济状态下，如果没有一种办法能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既定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条件下，生产资源配置已达到最优状况。
对于“帕累托最优”命题，笔者认为它只具有局部均衡意义。因为对于全局而言，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既定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条件下，资源总量总是有限的。对于有限的资源总量，任何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利益受损，一部分人利益增加，所以，任何经济状态的变化总会存在一部分人不满意的情况。但对于局部而言，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既定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条件下，“帕累托改进”是存在的。所以，“帕累托最优”命题只具有局部均衡意义。
由于“帕累托最优”命题只具有局部意义，所以，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就不应把“帕累托最优”作为一个常用的判断经济行为好坏的标准。经济学需要寻找更现实更全面的判断经济行为好坏的标准。经济行为好坏的判断标准应具有长期整体均衡价值，而不是只具有局部均衡价值。
具体详细论证请参考作者相关文章。
（十二）对美感根源给出了一种新解释
作者认为，美感产生的根源是因为某存在物为主体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有利于生长的意义，所以，主体对某存在物感觉到美。主体为什么会对某存在物为其提供有利于生长的意义就感到美，也许是一种本能，是生物进化的一种本能选择。黄金分割比例为什么给人以美感，主要原因是满足黄金分割比例的空间，给人以安全感，而不是对立感，同时，该空间也给人以相伴感，最终安全感和相伴感相混合，给人以美感。
（十三）对异化根源提出新看法
笔者认为，异化本质是一种囚徒困境，其深层根源是人性贪婪自私的欲望，其次是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二者共同作用导致人类陷入囚徒困境，最终导致人类发展陷入自身对自身的背叛中。如何克服异化，从人性角度看，我们可以通过改造提升文化品格来升华人性，核心是要建设一种合作文化，以此逐步解决异化问题。从制度角度看，核心是要坚持公平原则。公平是制度最大的善。
（十四）对“私有制是道德的基础”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道德是私有制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私有制有助于催生道德，甚至认为私有制是道德的基础，仔细推敲，此观点是十分不妥的。私有制对道德建设并无积极意义，私有制与道德的关系应是道德有助于私有制健康发展，而不是私有制有助于道德发展。从长远看，国家发展，一定要把道德建设放在更重要位置。
（十五）提出世界需要新启蒙
兴起于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树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并极大弘扬了理性精神，理性成了最高的审判者。但理性精神的弘扬，并没有真正解决好人类精神世界的拯救问题，人类在精神世界中更多陷入了迷茫和困惑。同时，基于理性精神构建的物质福利，也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两面性，人在享受物质福利所提供的肉体愉悦的同时，也在承担着物质福利所产生的巨大副作用。如何解决这些新问题，世界需要新启蒙，需要进行第二次启蒙。
如果说第一次启蒙，主要是弘扬了人类的理性精神，那么，第二次启蒙，主要是要弘扬人类的德性精神。理性的外显形式是知识，德性的外显形式是道德。知识是动力，道德是统帅。知识只有建构在道德的基础上，知识的力量才能真正体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灵魂。所以，世界只有完成第二次启蒙，启蒙才是完整意义的。尤其当下在理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时，越来越需要德性的力量来为理性把握方向，第二次启蒙将更显其重要性。
（十六）用反证法论证了公平与效率关系从长远和全局看本质是统一的
公平与效率关系，粗的方面看，大体主要有三种观点，对立论，统一论，对立统一论。细的方面看，有学者归纳了十几种关系。笔者认为，从全局和长期看，公平与效率关系其实就是一个统一的简单关系。如何证明，我们可以用反证法，我们可以尝试举出一个公平与效率对立的反例，如果举不出这样一个反例，就说明公平与效率没有对立关系，同时也连带证明了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关系也是不成立的，因为若对立论不成立，对立统一论也自然不成立。
（十七）分析提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而非“刘易斯拐点”
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刘易斯拐点，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众所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而非“刘易斯拐点”。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二元经济的问题，而是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好“人口拐点”及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需要采取综合对策。
（十八）分析认为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也是一种均衡
对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特征，传统观点总体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生产方式，没有体现要素配置的均衡和优化，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本质也是一种均衡。首先，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配置的均衡。其次，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也体现了一种生产、生活和市场三方面的均衡。再次，小农本质是理性的，小农的生产行为选择必然是符合理性原则的。第四，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些落后地区的小农，还仍然有着自给自足的趋向。
小农经济要嵌入现代生产方式，只能更多沦为破产者。
要改变小农自给自足式均衡状况，关键是要改造小农所面临的一系列生产和生活约束条件。
（十九）对“李约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
笔者认为：诚信和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两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三是在发展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西方而言，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一是缺少诚信和理性；二是缺乏需求；三是政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通过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其中宗教文明是最关键和最深层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宗教文明。也正是宗教文明的差异，才最终为中国与西方走向分岔提供了一个最关键和最主要的一个解释变量。另外，从中国历史源头和历史长河看，由于宗教文明的稀薄，再加上专制集权制度的浓重，二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二十）对人民公社低效率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
经过分析和论证，笔者认为：一，主要从偷懒和监督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公社低效率是一个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无意义命题。二，公社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倾斜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当所致，而公社本身应承担的责任则是次要的。
（二十一）提出文化自觉关键要实现人格自觉
什么是文化自觉？从字面上看，文化自觉就是对文化的自我觉悟。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解释，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此外，应具有世界眼光，能够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增强与不同文化之间接触、对话、相处的能力。也有的同志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精神启蒙。
笔者认为，文化自觉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文化自觉就是对自身文化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文化自觉的主要涵义；另一方面，文化自觉关键是要形成自觉人格。这里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是文化自觉的前提，而形成自觉人格是文化自觉的最终目的。
因为文化自觉最终需要文化灵魂的自觉，而人格是文化的灵魂，所以，人格自觉体现了文化自觉的最终自觉。
（二十二）提出新的城市精神内涵
笔者认为，一般而言，城市精神应体现：神圣、创造、诚信、和谐、宽容等理念。在中国，建设城市精神，需要突破权力本位与关系人文的双重围剿，重点需要培育敬畏意识。
（二十三）提出均衡财富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
笔者认为，在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财富不均衡。所以，尽管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元的，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关键是要消除财富不均衡，减少贫富差距。尤其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条件下，财富不均衡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破坏要比自给自足经济系统更为严重。所以，社会化大生产水平越高，越要注重财富的均衡问题，越要关注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如何均衡财富，消除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危机，笔者认为，我们既要超越自由主义，也要超越凯恩斯主义。自由主义是不负责任，凯恩斯主义是饮鸩止渴。不断地扩大和刺激需求，表面上看，可以创造短期的经济繁荣。但从长期看，其结果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滞胀；一种是信用的膨胀和崩溃，最终由信用危机引发经济危机。所以，笔者认为，解决经济危机关键要从实际财富入手，要直接立足于财富均衡。
（二十四）提出发展需要新重农主义
产业革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高技术带来了高收益；另一方面，高收益也伴随着高风险。尤其是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全球问题。面对诸多问题，笔者认为，新发展观应提倡新重农主义。新重农主义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探索，也是一条有可能实现的途径。
新重农主义的发展思路是：
第一，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为本。要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开发。世界经济结构要注重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区域农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第二，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将减少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大力减少汽车等产业的规模。产业结构要呈哑铃形，也就是第一产业和服务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是小头。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体育产业、教育、医疗等。
第三，降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发展不以速度为考核指标。社会经济发展要注重稳定。稳定和谐是社会经济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第四，大力发展环保技术、医疗技术等，限制其他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第五，减少分工，提倡一定程度自给自足。分工服从了经济效率原则，但分工也是有风险的，分工增大了世界的不稳定性。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重新看待分工的作用。
第六，大力发展精神产业，限制欲望，建设宗教文明。新重农主义社会应以理性、诚信、敬畏为三种基本德性。提倡爱、平等、自由的价值观。目前，人类需要重新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观。要反对过度世俗化，要更加提倡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第七，形成全球共同政府，建设和谐世界。这里各国政要要积极探讨全球政府的实现形式，要多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倡和谐，反对战争。
第八，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公有制在经济上有可能是低效率的，但公有制有社会效益。人类社会选择经济形式，不能仅考虑经济效益，
第九，提倡过节俭的生活。
第十，农业、体育、宗教应成为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农业提供衣食，体育提供身体健康，宗教完善灵魂。其次，要大力发展教育、学术、医疗事业。再次，是休闲产业。最后，是第二产业等。
第十一，新重农主义所要求的制度体系应满足：人本性、竞争性、和谐性。
第十二，限制交通运输速度，减少汽车、火车等运输工具，对飞机运输可适当提倡，提倡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运用。
（二十五）提出新的公平内涵
笔者认为，公平应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没有政治层面的公平，就不会有经济层面的公平；同样，在文化的深处，若没有公平的精神，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公平也是跛脚的。所以，公平是一个体系，完整的公平应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
在政治层面，所谓公平，笔者认为，就是主要要符合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罗尔斯本人，也主要从政治制度设计层面来考虑公平的正义原则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就认为，某种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安排，若更适合实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就必须满足正义的两个原则。
在经济层面，笔者认为，所谓公平，主要是经济收益的均衡。如何实现经济收益的分配均衡，关键是要搞清收益的最初贡献来源。从理论上看，人类产生经济收益的最初源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来自先天的资源收益，如来自地球上的水、土地、空气、各种矿产资源以及宇宙中的一切可以为人类利用的资源的收益等；一个方面是后天的劳动收益，后天的劳动收益主要是指经过人类劳动而产生的收益，如来自计算器、房屋、歌曲、技术等方面的收益等。至于我们常说的一般财产性收益，则不属于最初源泉，而应大体属于先天资源收益和后天劳动收益的一种混合。因为财产是人类在先天资源和后天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本身是不具有最初性的。任何一种财产性收益，最终都可以溯源归结为先天资源性收益和后天劳动收益两部分。
对于来自先天资源的收益和来自后天劳动的收益，其涉及到的收益的公平原则应是不同的。
对于来自先天资源的收益，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收益平均分享。为什么应是平均分享原则？这里可以比照罗尔斯“无知的黑幕”的假设，笔者这里做一个“无主的黄金”的假设，假设地球及宇宙中的先天资源就是一块丢在路上的没有主人认领的黄金，人类就是过路人。在现实中，若一群过路人遇到了这块无主黄金，这时，过路人如何分配这块黄金才更为公平？显然就是人人平均分配。对于地球和宇宙中的先天资源而言，人类不仅是假设，实质就是过路人，所以，对于这些地球上和宇宙中没有借助人类的力量而生成的资源的收益，对于每一个来到世间的人而言，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大家平均分享收益，这也是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一种分配方式。
对于后天因人类劳动而产生的收益，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按劳分配。这里我们假设人类捡到了地球及宇宙这块黄金，这时这群人利用这块黄金开始了劳动，生产了各种产品，但每个人的劳动付出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则就是按照每个人的劳动付出支付报酬，也就是按劳分配。
但问题是，有些人由于遗传等原因，在劳动能力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不足，但这种不足不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所以，按劳分配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弥补先天资源收益平均分配和后天按劳分配的不足，就需要有人道原则做补充，其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对这种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
所以，笔者认为，在经济层面，公平的原则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原则；在后天劳动收益方面的按劳分配原则；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保障原则。这里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原则主要体现了一种起点公平；在后天劳动收益方面的按劳分配原则主要体现了一种过程公平；对弱势群体的人道原则主要体现了一种结果公平。
在文化层面，笔者认为，所谓公平就是要有公平精神，就在要在人文价值中要体现平等、对他人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并且要渗透到大多数公民的意识深处，而客观现实中存在的官本位观念就不符合公平精神。
（二十六）提出制度建设要考虑与文化的相容性
制度与文化，二者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制度的生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生或在内部新创设；一种是外生或从国外引进。由于文化与制度本质是有区别的，并且二者也是互相影响和制约的，所以，我们生成制度，不管是内生，还是外生，都需要考虑文化或人文精神的背景，否则，制度实际运行的效率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好的制度，必须要考虑与原有文化的有效结合和相容问题。并且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越古老，就越要注意制度建设的相容性。否则，新制度就是旧文化的工具，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
（二十七）研究认为中国的“信任之谜”问题实质是不存在的
文建东和何立华在《中国“信任之谜”及其解释》（《经济科学》2010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9期转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信任之谜”的问题。也就是说，就中国的信任问题而言，一面是显而易见的诚信缺乏的诸多事例，强化了人们对信任危机的感性认识，另一面却是各种调查显示的不可驳辩的高社会信任水平。如王绍光和刘欣的研究就认为，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相当高，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高信任度国家。由英格哈特（R.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d Values Survey,WVS）1990年第一次将中国包括在调查对象中，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60.1%，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不仅高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也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WVS在随后的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分别为52.3%、54.5%、和52.3%，而这三次WVS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信任水平均值分别是24.9%、28.1%和24.5%。而日本学者三宅和真针对同一问题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所得到的结果虽然比WVS的要低一些，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Manabe,1995）。与此相似，中国学者组织的调查也有同样的结论，如汪汇等（2008）对上海市的调查显示其社会信任水平高达66.23%。另外，虽然一些学者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社会信任水平看起来较低，但是较低的数值起因于测度口径的不同（王绍光和刘欣，2002；李涛等，2008）。这种现象从主流经济学角度看，是一种让人感到迷惑的现象，该文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信任之谜”，并且该文对“信任之谜”给出了解释。
笔者认为，在中国，所谓的“信任之谜”问题实质是不存在的，它实质是一种由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特点所导致的人们在信任问题研究上的一种扭曲反映。客观存在的可能情况应当是：一方面，中国的整体信任水平应当是下滑的，这也是与大量客观事实相符的；但另一方面，在熟人之间和圈子内部，可能信任度有一种提高的趋势。
（二十八）对“中国之谜”给出了一种新解释
“中国之谜”的说法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1993年最先提出。罗纳德认为，中国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把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什么是“中国之谜”？一般而言，就是指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多年高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有多种解释。
对于“中国之谜”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因素是总体的，也就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作用较大，有些作用较小。在这些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关键和基础因素有二大方面。一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基础。二是人力资本起了重要支撑作用。在我国，人力资本支撑主要表现在两支队伍上：一支队伍是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一支队伍是一般劳动者大军。高考制度的恢复，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庞大的专业技术人才后备军。这些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若没有这些高素质人才作支撑，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不能持久的，或者也就不可能有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的。另外，农村改革也释放出了大量剩余一般劳动者，而这些一般劳动者既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也为企业带来了利润。这里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创新，而一般劳动者提供具体加工和生产，再加上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政策，共同构建了中国三十多年经济高增长的基本框架。未来中国发展，人力资本优势很可能转变为劣势，维稳将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提出严重考验。
（二十九）研究指出人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所谓人性问题，就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而关于人性善恶的观点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等。
这里笔者认为，所谓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本质应是一个伪问题，或应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善恶是一个道德观念，而道德是人性之后的产物，是先有人，而后有道德。道德是人性在历史实践中经过无数次的碰撞而形成的一种博弈均衡。由于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人类不同群体所形成的道德体系也是不同的，关于善恶的观念也有所不同。
有了道德规范，就自然将人性的一部分划归为善的范围，也就是道德规范容许的范围，而将道德规范不容许的，就规定为恶。这样以来，有了道德体系，人性自然就有了善恶。
所以，从道德的起源看，人性本质就是善恶统一的，否则，道德就没有产生的必要，道德的产生就是多余的。从这个角度看，人性的善恶统一，是不证自明的，关于人性的讨论，也就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或只是一个伪问题。
若抛开道德的界定，从自然的角度看，人的本性就是自然，就是自然之性。而道德只不过是将人的自然之性进行了划分。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从先天看，从人类的起源看，人的本性就是自然；而自从人类有了道德规范后，从道德角度看，人性本质就必然是善恶统一的，这也是一个自明的命题。
（三十）提出本能其实也是一种理性
我们的常识总是把人的本能排斥在理性的边界之外，总认为本能不属于理性的范围，是理性的对立面。其实，细究起来，本能其实也是一种理性。
从人的本能特点看，本能体现了一种存在理性。
首先，本能有助于种的延续，这是最大的存在理性。没有种的延续，人的存在就是一个神话，存在的意义和合理性就根本无从体现。在实现人的种的延续方面，本能比理性的作用更重要，也更直接。
其次，来自本能的反应时间短，这有助于人类对抗来自外界的威胁。我们常说的理性是需要计算的，而计算就需要时间。而人类在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计算的，或是来不及进行计算就需要作出肢体反应，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而本能就体现了这一优势，本能就是不需要经过人脑计算的一种反应。
再次，本能有助于人际交流，有助于形成合作群体。人类为什么会有合作，一方面，是基于理性的考虑，是基于长期利益的计算，可以说理性在推进合作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功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本能的功劳。本能通过情感的宣泄，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容易。在有些情况下，一把眼泪比一大堆说教更有力。在人际交往中，理性有时体现的交易成本要高于本能，或者通过理性这种形式往往效果不佳，这时，人们往往会选择本能这种形式。从这个意义看，本能也有时可以看成是理性的一种情感表达，是理性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第四，若本能没有体现人类生命存在的理性，这也不符合进化理论。按照进化理论，生命在进化过程中，总是要不断淘汰一些不需要或不合理的功能，总是要加强一些适应生存或有利于生存的功能。若本能真的没有体现理性原则，就不会有利于生命的存在的，也就会在进化过程中会逐渐得到淘汰，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从进化理论角度看，本能也是符合存在理性的。这里我们可以把本能看成是一种理性进化的稳定形式或稳定结构。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有些行为就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习惯，而本能就是一种习惯的沉淀，当习惯渗透到基因里去时，习惯就转换为本能。
第五，从实际看，人类的本能与理性，各有其适用范围。本能适应短期行为和短期决策，而理性适应长期行为和长期决策。对于一些事关人类长期的重大事项，人类总是更多靠理性，靠计算和规划，而不是靠本能。这样，二者就构成了一个互补的结构，共同为人的生命存在保驾护航。
第六，由于人类的决策总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选择替代问题，所以，本能与理性，也客观存在冲突。在长期内，由于总有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在里面，而有的人，偏好确定性，这样就会更加照顾本能和短期的需要，而有的人，更偏好未来，这样就会更多照顾理性和长期的要求。但这里本能与理性所体现的冲突，实际是人的理性基于偏好在时间区间选择上的冲突，是理性自身的一种内在冲突，而不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冲突。
所以，笔者认为，本能与理性，本质是统一的，人在一切意义上，都是理性的，人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性的存在。
（三十一）提出人力资本应包含道德资本，同时人力资本建设要更加注重道德资本建设
在以往关于人力资本范畴的界定中，总体倾向认为人力资本主要体现在技术、知识、经验、身体素质等方面。笔者认为，这样界定人力资本范畴是不完整的，完整的人力资本应包括：知识资本、心理资本、身体资本、社会资本、道德资本等方面。关于人力资本建设，笔者认为，第一，尤其要重视道德资本的建设。在以往的人力资本建设中，往往是注重了智力资本以及身体资本等方面的建设，而对道德资本建设重视不够。和智力资本相比，道德资本对发展而言，意义更重大。第二，也要重视心理资本的建设。第三，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公平的竞争制度是很重要的。第四，也要加强教育、培训等。第五，人力资本建设和开发要以人为本。
（三十二）提出建立大经济学范畴
时代呼唤经济学应走向大经济学范畴。大经济学的框架是：应变“经济人”假设前提为“社会生态人”假设前提；应进一步拓展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关于人的收益范畴应包括物质收益与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数学、心理学、宗教学应成为经济学研究三个重要的学科基础；要更加注重国民幸福度的提高；要更加关注公平问题；要实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大经济学理论既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大经济学既要关注分工的优势，也要关注自给自足经济的优势；大经济学需要新重农主义；大经济学研究要更多关注社会事业的资源配置问题；大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均衡是多重均衡。
（三十三）提出应提倡“尊德重教”，而非“尊师重教”
是“尊师重教”，还是“尊德重教”？其实，更应提倡的，是“尊德重教”，而非“尊师重教”。
人与人之间，本质都是平等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不能以职业分工为理由，要特别突出尊重某一类职业的人，而是不同职业之间，都应互相平等尊重。
对老师而言，人们尊重的，更应是老师的道德水平，而非知识水平。因为若老师没道德，叫人如何去尊重？
社会有尊德，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尊师，提倡尊德要比提倡尊师更重要。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知识，更需要道德，但道德正成为稀缺品，这更彰显尊德之重要性。为此，建议国家大力提倡“尊德重教”。
（三十四）经济学教科书一般认为，“ 完全竞争市场最有效率”，但笔者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完全竞争市场最有效率，也就是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产品价格低于不完全竞争市场，而产量又高于不完全竞争市场，而且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这种观点也成了一条基本原理，但笔者经过研究分析，认为这应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命题。笔者的结论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一切现实存在的任何市场结构，本质上都是有效率的，并且是各有利弊。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很缺乏效率的情况，但就总体和平均意义而言，结论应当是成立的。
（三十五）研究提出从长期看信息不对称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
笔者通过对柠檬市场、保险市逆向选择、败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等问题的再分析，认为，在短期内，信息不对称市场可能存在不均衡，但从长期看，信息不对称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因为若市场不均衡，市场必然就会消失，但实际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不均衡，必然或者是供给者获取利润多，或者是需求者获取利润多，这在长期看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是供给等于需求，价格趋于合理。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最终会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市场会分化，就是质量高的商品归入一类市场，质量差的商品归入另一类市场；一种情况是市场商品交易期限会拉长，好商品会等待识货者，而不是轻易抛出。另外，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次品市场中一些交易不合理的情况主要出现在短期交易中，比如旅游景点中的一些市场，往往会出现一些以次充好现象，也导致有些消费者上当受骗，但一般而言，差商品要长久卖一个好价格，其概率也是较低的，也不可能成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人们总是在不断进行学习。
（三十六）提出缺乏诚信是导致国家权力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深层原因
国家在权力的收与放中，为什么总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笔者认为，这里深层次原因与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有关。因为在社会缺乏诚信的基础上，权力的收与放，都存在一个秩序如何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因为缺乏诚信，必然国民的规则意识就差。而社会没有规则或缺乏规则，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也就不足为奇。
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从长远看，国家要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文明。
（三十七）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
笔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非正式制度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合理划分市场边界和政府职能边界；要抓好社会的公平建设，公平是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心治是未来社会理想的治理模式。
（三十八）提出民主有四大陷阱
民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托克维尔曾警告，民主国家很可能会在民主的外衣下蜕变为事实上的专制国家，成为一种柔性专制主义。萨托利也认为，民主国家通常容易遭受挫折，未来依然如此，因此，民主国家难以长寿，它不适合生存。现实中的民主之所以出现一些重大问题，是因为民主在前进道路上有四大陷阱，要建设完善民主，必须要注意克服四大陷阱。贫富差距是一大陷阱。宗教文化是一大陷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也需要有对应匹配的文化。若一个国家移植的民主制度不与本国文化相容，很可能导致民主落入文化陷阱，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道德堕落是一大陷阱。民主本质是一种公共行为，而公共行为需要一种公共精神来支撑。缺乏信息是一大陷阱。没有足够信息，任何决策都是低效的，甚至是危险的。
（三十九）提出中国历史集权体制产生和存在也是一种均衡
在历史上，中国社会为什么会产生集权专制体制，并且在长期内该体制总是基本不变，可能也是一种特定文化精神背景下的制度均衡。从商到周，中国文化从“祭祀文化”转向“礼乐文化”。由于文化精神总体偏重世俗，缺乏内在约束，而礼文化所起的约束作用是很有限的，于是，专制集权制也就有了现实存在的需要。其次，中国社会的封建制与西方社会的封建制不同，而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客观上更有利于形成专制集权体制。最后，是小农经济、环境等因素，起到了适应专制集权制度的作用。当然，最终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这种专制集权制度，本质是一种低水平的制度均衡，也是一种脆弱的均衡，是很难承受外部较大力量打击的。所以，在这种体制下，也就很容易导致国家出现内乱或被外族所不断侵扰甚至被外族长期统治。目前，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不断推进民主化进程。但由于国人人格缺乏自觉约束，表现就是诚信缺乏或规则意识淡薄，平等意识淡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收与放，始终就有一个矛盾。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种矛盾的体现。所以，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建设新文化，应是一个关键和根本。
（四十）提出应建立一门微经济学学科
微经济学既不是微观经济学，也不是宏观经济学，而是既包括一些微观经济学内容，也包括一些宏观经济学内容，也包括制度经济学中一些内容等的学科，应是一门特殊的学科。
在微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微经济学主要研究人们的微经济行为，包括企业的微生产和居民的微消费。
另外，微经济学也应包括对大量小微企业的研究。
另外，由于微经济学关注人们的微经济行为，所以，微经济学也将更加注重人性的经济学分析。
微经济学在宏观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微调控等内容。微调控，是区别于传统经济学宏观调控的一种新型调控经济的方式，其主要目标是追求平稳发展，其主要手段是微刺激。
微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体现主要是重点关注微改革。所谓微改革，就是微小的和局部的制度改革。在总体利益格局固化的情况下，提倡微改革，也是一种稳健和明智的前进方式。
（四十一）提出发展关键是文化转型
转型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文化转型；第二个层面是制度转型；第三个层面是经济转型。文化是发展的灵魂，制度是发展的骨骼，经济是发展的肉体，国家要实现发展转型，文化转型是关键。
（四十二）对小农特征和小农意识进行了新分析
笔者认为，小农最核心的特征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小；二是主要从事产业以农业为主；三是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而小农的其它特征则与小农的外部发展环境密切相关。小农与外部发展环境互动的结果，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小农形态，从而有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等形态。另外，笔者认为，小农最核心的意识主要有：勤劳性、自私性、局部性、短期性、依附性、面子性、保守性、血缘性、淳朴性等。在小农的核心意识之外，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导致了不同的小农意识表现形式。在城市经济条件下，小农意识取得了小市民意识形式。小市民意识本质是小农意识的翻版，而且比小农意识更小农意识，是一种更落后的意识存在。小农意识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着手。
（四十三）提出文化异化问题并进行分析
所谓文化的异化，是指文化自身对自身的否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所以，文化的异化，核心是文化自身对自身所提倡价值观的否定。
产生文化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方面的，也有文化自身的原因。从制度方面看，不公平的制度容易催生文化的异化。从文化自身看，缺乏内在自觉意识的文化，容易异化。文化缺乏自觉，必然就缺乏对核心价值观自我维护的能力，文化的异化自然就容易大行其道，对反叛者必然就缺乏反抗力。
文化异化的具体表现是社会形成两套价值体系。一套是明规则；一套是潜规则。一套是桌面上的价值体系；一套是桌面下的价值体系。理论上提倡的是一套价值体系；实践上运行的是另一套价值体系。面子世界有面子世界的价值规则；内在世界有内在世界的价值规则。
文化异化最终导致明规则空壳化、形式化；潜规则实质化、内容化，形成文化自身对自身的全面否定。
如何克服文化异化？一是要建设公平社会；二是要建设自觉文化。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自觉，是实现文化自强，克服文化异化的重要途径。
建设自觉文化，核心是要建设自觉人格。人格自觉体现了文化自觉的最终自觉。要形成自觉人格，关键是在人格结构中，要培养三种主要德性：诚信、理性、敬畏。
（四十四）对道德产生原因提出了新看法
笔者认为，首先，从最初起源看，道德的产生应归于理性。也可以说道德本质是理性的一种均衡，或是理性对利益的一种算计均衡。其次，从道德演化角度看，同情心构成道德生长的又一动力。道德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人的理性计算基础，要以成本---收益为框架，构建道德建设体系。
（四十五）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四个维度
笔者认为，如何建设道德社会，需要注重四个维度建设。首先，道德建设离不开经济建设维度。经济水平会影响道德水平，主要体现是经济为道德提供物质基础，但不一定是经济水平高就一定道德水平高。但经济水平高，总体会为道德建设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其次，道德建设离不开制度建设维度。什么样的制度对道德建设最有利？答案是公平的制度。抓住公平，就抓住了制度建设的牛鼻子。再次，道德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维度。文化建设，尤其要注重培育敬畏意识。这里敬畏既表示一种尊敬，也表示一种畏惧，是尊敬与畏惧的一种混合。第四，道德建设离不开人性维度。要提高道德建设效率，需要道德建设与人性特点有机结合，不然道德教育很难入脑入心。如何与人性特点有机结合，关键是要立足同情心加强道德教育。
（四十六）提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新范畴
笔者认为，我们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若把经济增长转换为经济发展，则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应为聪明、勤劳、诚信。聪明，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创新提供智力基础。勤劳，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提供有效前提。诚信，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文精神环境。
（四十七）从经济学角度界定了言论自由的边界
从经济学角度看，个人言论自由的最优决策边界是，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效用达到了最大化。但从社会角度看，言论自由的最优决策边界应是，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效用达到了最大化。
越是诚信的社会，言论自由的合理边界越大。
（四十八）提出中国发展需要克服“文化陷阱”
国家发展，可能会面临许多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而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最深陷阱是“文化陷阱”。其核心是人文精神中的诚信缺乏和不守规矩。
中国发展，如何走出“文化陷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另外，要走出“文化陷阱”，心不能急，因为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有任何浪漫和急躁情绪，需要有平常心态，需要有打持久战的精神。
（四十九）提出“中国”名称产生可能与五行观念有关
为什么中国叫“中国”？目前一般的解释是主要从地理位置出发，认为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所以就产生了“中国”的概念。问题是，如果从地理位置去解释“中国”一词的产生，那么在历史的早期，为什么许多其他国家的名称不叫“中国”？因为在历史的早期，由于交通工具的不发达，以及人们交流的稀少，所以，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处于地理位置的中间的。所以，用地理位置解释“中国”一词的产生，总是感觉有些勉强。对此笔者认为“中国”一词的产生，可能与当时的意识观念尤其是五行观念有关。
（五十）对哲学的几个问题有新思考
笔者认为：哲学家的真正任务是启蒙；阴阳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特有形式，但问题是并非所有事物都有阴阳，比如“莫比乌斯带”，如何解决，需要哲学超越阴阳范畴；中国哲学所长是价值理性，西方哲学所长是工具理性，未来的世界哲学，应是中国哲学的价值理性和西方哲学的工具理性实现有机结合；主观存在就是被感知；知识与信仰的关系，是对立的关系，还是统一的关系，还是互补的关系，应是这三种关系的有机统一。
（五十一）提出生态化应是现代农业最核心的品格观点
笔者认为，生态化应是现代农业最核心的品格，定义现代农业，不能没有生态化。民以食为天，没有生态化，农业生产手段再先进，农业产品对人类也没有意义，农业还将成为对人类有害的产业。
（五十二）提出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间接决定作用观点
笔者认为，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间接决定作用。我们不能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命题推导出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命题。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一个实证性科学命题，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是一个规范性社会命题，根据休谟铡刀原理，二者不能互推。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存在形式只具有决定作用，并不对精神文明的存在实质或价值取向具有决定作用。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中间有一个制度文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实践也证明，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对国家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长期决定变量。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必须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同时，也不能忽视制度文明建设。
（五十三）提出消除贫困也是消除异化观点
贫困本质是一种欠缺，但贫困这种欠缺最终的结局是让存在成为一种异化的存在。贫困让贫困者的生产方式成为一种异化形式。贫困让贫困者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一种异化形式。比如过度节俭，本质是想进一步维持生命的存在，但结果导致生命进一步加速折旧，最终让贫困者自身的存在方式成为自身存在的一种否定。再比如高价婚，本质是想维持婚姻，想通过婚姻获取收益最大化，但最终结果是让婚姻的基础更为脆弱，让婚姻自身也成为否定自身的形式。贫困为什么会导致生活方式异化？根据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由于贫困，让内在生命存在的边际价值更低，让外在物质存在的边际价值更高，从而导致外在物质的价值高于内在生命的价值，最终外在物质成了最高目的，而内在生命则成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
（五十四）提出道德社会与法治社会本质是等价命题观点
什么是法治社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需要满足两个要件：第一，有良好的法律，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法律必须要满足正义原则；第二，良好的法律或者满足正义原则的法律能得到普遍的遵守。要满足上述两个法治社会的要件，社会必须要有深厚道德根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是外在约束，道德是内在约束，二者互为补充，互为支持。建设法治社会，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法律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高度重视社会道德建设。从某种意义看，道德社会与法治社会是等价命题。第一，道德社会是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社会没有道德，社会必然没有法治。因为在一个缺乏道德的社会里，法治社会的两个要件很难满足。一是社会缺乏道德，公正的法律建设很难实现，或很难制定出满足公正原则的法律。二是社会缺乏道德，即使有公正的法律，也很难得到普遍遵守。第二，道德社会是法治社会的充分条件。社会有道德，社会必然有法治。因为在一个道德充裕的社会，法治社会的两个要件都能得到很好满足。一是很容易制定出满足公平正义原则的法律。大家都是君子，自然达成的协定就是君子协定。二是满足公平正义的法律必然很容易得到执行。因为君子必然是自律的，所以，法律必然会普遍得到遵守；另外，有道德的社会，不仅法律能得到很好执行，而且法律的执行成本也很低。由此，笔者认为，道德社会是法治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道德社会与法治社会本质是等价命题。
（五十五）从经济学角度界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
从经济学角度看，笔者认为，政府职能的边界应符合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原则。科斯在界定企业的边界时，其所考虑的成本和收益主要是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私人收益，而没有考虑外部性所导致的的各种社会成本问题。但若要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则其成本就需要考虑外部性问题，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社会成本问题。若考虑社会成本，则政府职能的边界确定原则应是：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则资源配置应由政府决定；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小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边际社会成本，则资源配置应由市场决定。
（五十六）对政府职能进行了新界定
笔者认为，具体到实践层面，政府职能的边界确定应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一个国家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其职能边界也会有变化。从一般基本职能看，应主要有如下若干方面职能。
要着力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是政府的一项天然职责，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共识。
大力促进社会公共工程建设。主要包括三大工程建设。一是要大力建设公共秩序。二是要大力提供公共产品。三是要大力培育社会公共精神。
积极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市场有市场的不足，政府也有政府的不足，如何解决好二者的共同漏洞，需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来弥补。尤其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促进第三部门发展方面，更需要发挥积极作用。
（五十七）提出人才问题根本是公平竞争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系统，最重要的科技实力是人才，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如何解决好人才问题，培养、引进很重要，但最关键还是公平竞争。
第一，人才需要培养，但培养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若没有公平竞争，即使培养出许多人才，也不能得到公平有效利用，培养也等于是无效培养，等于白浪费社会经济资源。另外，若没有公平竞争，由于需求诱致，还会导致培养行为本身的不合理化，会鼓励培养一些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的歪才，而不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竞争的正才。
第二，人才也需要引进，但引进也不是解决人才问题的治本之策。因为若没有公平竞争，引进的人才也很难发挥作用，有些也就是在单位内部当摆设，给领导当人才的形象工程。另外，若没有公平竞争，不恰当引进人才还会打击单位内部原来职工的积极性，使单位内部人际关系不协调，单位运行效率下降。另外，从吸引人才的角度看，公平竞争应是最有利于吸引真正人才的措施。因为真正的人才，最需要的是公平竞争，而不是所谓的特殊关怀。因为特殊关怀只会为人才带来一时额外的成就感，而不会为人才带来长期的真正属于“我”的成就感。
第三，公平竞争可以调动所有人工作的积极性，可以激活每一个人的内在创造动力，使所有人的“才”都能得到有效发挥。
（五十八）对社会演进规律（提纲）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社会演进规律（提纲）
社会演进的根本动力是利益。而利益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最终，社会每个人的利益合力，形成对社会的推动力。
若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或阶级，这样有可能这个集团的力量成主导力量，主导社会的演进。
其中精神利益，又与文化有关。文化规定了精神利益的含金量。
而文化又如何形成。有偶然性和必然性。从必然性看，人天然需要文化，这是人性的需要。从偶然性看，圣人、领袖、地理环境、战争、民族的理性水平等众多因素会影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另外，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形成制度。制度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另外，制度的形成也受文化的制约。另外，制度的形成，也受一个民族理性水平的制约。
而制度一旦形成，又对文化产生制约，对利益产生制约。
另外，社会发展的众多因素，其实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说谁是决定因素，需要看具体情况而言，没有绝对答案。
利益、制度、文化三者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但深层次动力是利益。
文化一旦稳定下来，就是一种长久的力量。一个民族越悠久，文化对发展制约的力量越大，越需要注重对文化的改造。
许多社会现象，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分析社会问题，不能单线分析。应立足于互相影响的双线分析。谁是决定因素，往往取决于具体情况。今天是决定变量，到明天可能就不是。一般而言，最短板是决定变量。看谁当时是最短板。
利益、文化与制度，谁是发展的决定变量，要看具体情况。当利益集团太过强大时，尽管社会问题很多，但要改变也很难。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会阻碍。这时，需要打破利益集团，社会才有可能变革。另外，文化与制度，那个重要，也要看情况。当文化的历史悠久时，文化是顽固的，可能会对发展起重要制约作用。而制度相对容易改变。所谓制度不容易改变，背后其实是利益的因素在阻碍。另外，文化制约制度的效率，也影响制度的形成。
（五十九）提出国家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应实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
国家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就是农业经济管理形成计划管理和市场管理两套体制，形成两条腿走路模式。也就是农产品的一部分（大体是一半的比例）应在国家计划的盘子里流动，包括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完全受国家计划管理；另一部分（也大体是一半的比例），则不属于国家计划管理，完全在市场的盘子里流动，由农民自主经营。而在国家计划盘子里流动的农产品，从生产看，是国家将具体生产指标分配到各个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场。从流通看，是国家根据分配的生产指标按固定价格收购。从消费看，国家应实行部分农产品的指令消费，既国家将收购到的农产品，由国家直接分配到各国营企业和一些单位职工，供企业和职工直接消费。同时，国家将收购成本直接从企业和职工身上扣除。这样的好处是，由于中间流通费用减少，企业和职工也降低了消费价格，实际福利并没有减少，同时，农民也有了稳定收入，同时，国家也减轻了货币支出，少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六十）提出乡村振兴需要唱好三部曲
第一部曲：整村。
整村，主要是整合村庄，核心是实现集中居住，实现农民生活社区化。
第二部曲：建场。
建场，就是建设集体农场，核心是要实现农民生产的合作化。为什么要建设集体农场？因为中国的农村合作应以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要特征。其中，集体农场的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对应土地集体所有制，国家应实行两种户籍制度（此户籍制度不同于过去的户籍制度，主要是体现职业区别，无身份意义）：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另外，应容许农民在两种户籍中自由选择，不应人为限制。但同时规定，凡选择城市户籍的农民，应自动丧失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包括土地承包权等。来自土地的收益（除属于国家的以外），应归属真正耕种土地的人，这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另外，通过这样设置一个经济壁垒，也有利于防止农村人口到城市的盲目流动。
另外，集体农场的主要管理者，包括书记和场长，应为国家派出（具体应是上面选拔任命，但集体农场对不称职管理者有投票罢免权。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管理自治、德治、法治的有机统一），工资由国家统一支付。其余人员工资根据农场效益核算发放。
以后，国家所有对农村和农业的补助，都统一归农场管理。
集体农场可根据需要，设幼儿园和小学，规模较大农场，也可考虑设中学。
集体农场职工来源：现有本村农民自愿加入，招募农业大学生加入，可分流乡镇部分干部带部分工资（部分工资根据农场效益发放）转入农场工作。
集体农场实行政社合一制度。村委会集体并入集体农场。同时，村委会集体变为集体农场监督组织。对集体农场领导班子享有监督权。
另外，集体农场一定要加强科学管理。农场内部具体生产过程，也可以搞生产承包制（各地可因地制宜选择），但不能完全放任农户自由经营，一定要“统”与“分”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好“统”的作用，也要发挥好“分”的积极性。
如何建设集体农场，一是要科学论证，要请技术专家论证，要根据本地气候土地等资源条件，选择最优的农场产业；二是要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三是基层组织要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部曲：改制
改制的核心是实现农业的半计划半市场管理体制。
（六十一）提出中国历史演进存在双紧规律
所谓双紧规律，就是制度与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呈现双紧特征。具体表现：制度对人的约束在历史演进中越来越集权化；文化对人的约束在历史演进中越来越禁锢化。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是一次通过儒家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化改造；宋明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又是进一步通过儒家文化对人性的禁锢化改造。
产生双紧规律的时间起点是秦以后。为什么会产生双紧规律，核心是儒家文化缺乏内在自觉，对人的约束仅具外在力量，而无内在力量，这需要制度集权来弥补，同时，文化自身也在不断收紧人性，实现对人性的严厉禁锢，以至于甚至反人性。
但双紧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人性约束问题。双紧的一个显著标示是女性缠足的普遍化。女性缠足是集权体制与缺乏内在自觉文化互相缠绵演绎而形成的一个历史怪胎。在这个怪胎身上，既体现了专制集权的印记，也呈现了弱者生存的悲惨。
中国社会要走出双紧规律，需要建设自觉文化，核心是文化要确立敬畏意识。
（六十二）提出扶贫要着力消除不确定性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关注和探讨不确定性对贫困的影响及其应对机制。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大部分可观测到的贫困都与某种不确定性高度相关，不确定性在贫困原因中占据重要位置。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M.博杜安认为，贫困本质也是一种不确定性。从不确定性角度看，越是贫困的群体，也是越脆弱的群体，其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越弱，若扶贫越注重消除不确定性，则扶贫的福利效应会越大。
（六十三）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上应注重四个维度
一是价值维；二是领域维；三是时间维；四是空间维。
（六十四）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社会问题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对慈善、嫉妒、宗教、孝、婚姻、从众、春节、忙、买贵、请客、不感恩、虚伪、权力、会议、形式主义、幸福、人生、告密、懒、红颜薄命、仇富、血缘、面子等众多社会现象进行了更深入分析和探讨，提高了对问题的解释力。
（六十五）提出道德水平与制度效率成正比例
制度运行效率与道德水平成正比例。
道德水平越高，一是越有利于制定出高效率的制度，二是制度运行越有效率。道德水平越差，一是要制定出好的制度很难，二是制度运行要高效率也很难。
在道德稀缺的情况下，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本质都是低效率的。
若一个社会道德充裕，不管是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当然也会出问题，但不会出太大问题或大问题。在道德充裕的情况下，对社会而言，是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更多是比较收益大小的问题。因为在道德充裕的社会，不管选择什么制度设计，社会总是正收益。但不同制度设计会导致不同的收益大小。
但在一个缺德的社会，不管是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都问题多多。在这种情况下，是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更多是选择最小成本的问题，也就是看选择计划让社会损害小，还是选择市场让社会损害小。因为在一个严重缺德的社会，不管选择什么制度设计，社会总体要获取正收益的可能性很小，社会运转更多呈负收益特征。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制度设计会导致不同的成本支出。而好的制度设计会导致更小的社会成本。
（六十六）提出用哲学提升中华文明品格
中华文明不仅需要吃饭的艺术，更需要关于智慧的科学。如何爱智慧，就需要惊奇，需要求知，需要更注重思维精神层面的绝对追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相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
中华文明不仅需要一个人有外在的礼仪，更需要一个人反思在内在品格上应做什么样的人更有价值。这需要哲学来指导。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称“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自己的哲学定义：“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哲学是理性的神学，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哲学的定义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罗素认为）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如何用哲学来提升中华文明品格。第一，全民学哲学。国家需要一场哲学普及运动。中小学以及大学要重视哲学教学。第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哲学。各级干部培训要把学哲学放在重要位置。第三，要注重学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不仅要学西方的优秀哲学著作，也要学东方的优秀哲学著作。不仅要注重学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也要积极吸取当代哲学家的优秀思想。
从长远看，一个只爱利益，不爱真理的国家，最终什么利益都没有，而且很可能有大祸害。而一个不爱利益，只爱真理的国家，最终必然有大利。
（六十七）对中华文明何以能单独延续提出新解释
笔者认为：文明可按照神圣性程度分为世俗文明、科学文明、信仰文明三大类。任何文明的产生和生长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结合的结果。在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何以能单独延续下来，延绵几千年不绝，而且同化力极强，学界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应更多立足于文明本身特点分析，根本应与中华文明自身特性有关。首先，从世俗文明看，中华文明中的世俗文明是一种精致的世俗文明，而粗陋的世俗文明其延续的可能性较小。其次，从科学文明看，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更具有实用特征，这也有利于提高文明的存活概率。再次，从信仰文明看，中华文明中的祖宗信仰模式，也不容易被死亡。
（六十八）提出发展中大国应探索建立适度二元经济社会
笔者认为，传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需要进行大修正。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要消除城乡二元应是一个长期过程。如何消除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理性的选择是首先要尽可能防止城乡二元差距过大，在此基础上，再探索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二元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界限内），然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再逐步向城乡一元模式过渡。同时，就如何探索建立适度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笔者也具体提出了一个可操作建议框架。另外，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村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建立适度二元经济社会模式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中国乡村振兴，需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宋圭武学术创新（六十九）大循环需要重点构建城乡经济大循环体系
笔者认为，城乡经济循环是所有经济循环中最重要的循环，要实现大循环和双循环，必须要重点建设城乡之间的和谐循环关系。
具体论述见相关文章和著作。
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经济本质是不可预测的
在经济问题上，尤其是一些具体经济指标上，有些人所谓预测准，应是更多具有碰巧的成分，而不是科学的成分。经济本质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实际经济运行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互动的一个结果。其中客观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可预测性，但主观世界由于具有自由意识品格，所以本质是无法有效预测的。所以，最终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结合的经济世界，其运行结果本质也是无法有效预测的。
比如房价的问题，不仅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密相关，也与公众的预期密切相关。而政府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还有公众的预期，本质都是不可预测的，是与决策者的主观意志密切相关的。再比如，股票市场，也是如此。你预测，我有对策，最终结果是一个互动的结果。能否预测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当然，若经济主体的主观世界具有一成不变性，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则经济运行就具有了预测准确的科学基础。但这与真实世界是不相符的。所以，一些经济上尤其是对一些经济上具体指标的所谓预测，本质都属于局部投机经济学，是具有赌博性质的经济学，不属于真正科学的经济学。
另外，经济预测的实践也证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记录都不太好（因此许多学者为了爱惜名声，就极少做预测）。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勒教授算是擅长预测了，他在1999年出版的《非理性繁荣》里预言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即将破灭。2005年，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看好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希勒教授又独树一帜地反复强调房地产的泡沫会破灭。但是如果把他众多的预测都记录下来就会发现命中率也并不高，比如在2010年1月10日，他预测标准普尔指数会从当天的1280点以每年1.3%的升幅，在十年后升到1430点。实际上2013年1月4日这一点数就被超越。另外，大多数中国专家的预测准确度也是乏善可陈。
既然专家们的预测记录一般，为什么大多数人仍然热衷于追逐他们的预测？一个原因是人们面对不确定性，尽管无法判断预测的准确性，但有权威专家的预测总比没有预测好，这会给需要预测的人一种更多心理上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又与人类的进化本能有关。因为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面对充满随机而无法预测的未来，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无助感和恐惧感，从而客观会产生一种求助权威的心理。因此对于一些知名专家的预测，即使知道他们时常预测不准，但仍然会静心聆听这些专家的预测，作为具体决策的参考意见。比如我们自己有时也会热衷于在亲朋好友面前进行各类预测，哪怕命中率不高，但偶尔准确时所产生的心理美感也妙不可言，而亲朋好友也会对你产生一种另眼相看的心理。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看，经济本质是具有不可预测性的。但不可预测，并不是意味经济就不需要研究，这里研究经济，主要目的是要实现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经济层面的有机结合，或者是研究如何根据经济决策主体主观世界所要求的目标，同时依据客观世界自身的规律，来寻求达到主观世界目标的最优经济路径。由于不同的经济决策主体主观世界所设定的目标不同，必然会要求不同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和运行方式。
另外，由于经济运行方式与经济决策主体主观世界所要求的目标紧密相关，所以，经济学深层次也是哲学，要解决好经济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哲学问题，或者首先需要哲学为经济把握好方向。方向错了，一切皆错。另外，由于经济运行与哲学紧密相关，所以，经济学家也应是一个哲学家。而作为哲学家的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要按照哲学的品格要求改造经济世界，而不是预测经济世界。
具体论述见相关文章和著作。
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一）农业的产生是人类文明产生的真正标志
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大体有文字、青铜器、城市、国家、法律等元素说。笔者认为，文明本质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文明的起源，本质应是人对自然具有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而这种独立自主性，最关键是产业上的独立自主性。按此标准，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应是农业产业的产生。
农业产业的产生，区别于早期的采集狩猎，人类从此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从流动方式转向定居方式。而定居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出现，必然导致交流的增加，这会促使文字的产生，同时，也必然会促使城市、国家、法律以及青铜器等的产生和生产。
所以，文字、青铜器、城市、国家、法律等元素，其实都应是文明的派生物标志，或都应是文明的外生起源标志，本质都是农业产业发展基础上的派生物。农业产业的产生，才是文明起源的真正内生标志，或是核心标志，或是本质标志，或是基础标志。
再进一步，若把农业产业的出现作为文明起源的内生标志或基础标志，而产业的进步，工具又是最核心变量，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农业最主要工具锄头或犁的出现，应成为文明起源最核心标志或最古老元素。
从产业演进角度看文明演进，从古至今，人类经历了主要两种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人类正努力向绿色文明迈进。
绿色文明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绿色文明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天人合一，即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人类推进绿色文明的道路必然是不平坦的。如何推进绿色文明，首先，要深刻认识到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其次，要树立新的财富观。再次，要进一步拓展道德的范畴。第四，要努力实现生产方式的生态化。第五，要努力实现生活方式的节俭化。第六，如何全面衡量现代化水平，除了其他衡量指标外，也要把生态化列为核心指标。生态化应成为衡量现代化的灵魂指标。第七，要建立起严厉严密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要为生态环境撑起高质量的制度保护伞。第八，技术的进步一定要坚持谨慎稳健原则。第九，建设绿色文明客观需要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联合。
具体论述见相关文章和著作。
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二）幸福偏好永恒性
目前，在关于幸福的研究中，对于幸福的影响因素，一些学者主要从遗传、年龄、婚姻、种族、性别、就业、收入、文化、通货膨胀、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和思考，也得到了许多研究结论。问题是，在这些因素中，什么是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答案似乎不明确。笔者的观点是，除去遗传等因素，影响幸福的主要变量或关键变量应是满足的永恒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满足越具有永恒价值的时候，其所带来的幸福感就越强或越持久，或者说就是，幸福感与满足的永恒性成正比例。
一般而言，我们的满足有不同类型。有些满足具有暂时性，其带来的幸福感也必然是暂时的。如，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一场精彩的球赛，一次愉快的交谈，等等。有些满足处在暂时性和持久性之间，其所带来的幸福感也就居于中等。如，职务得到升迁、个人找到工作、收入稳定增加，儿子考上大学，等等。而有些满足却具有持久性或永恒价值，这些满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将是持久或永恒的。如，终极关怀得到满足等。
一般来说，由于物质方面的收益永恒价值较差，所以，人们从物质方面获得的幸福感其持久性也较差。但对于生存在温饱或贫困边缘的人而言，物质方面的收益，却显示了较大的永恒价值，因为没有饭吃，生命就得不到有效延续，所以，对于贫困者而言，收入的提高或物质收益的增加，其带来的幸福感也较强。但对于已经较好解决了吃穿等问题的人而言，由于物质收入增加方面所体现的永恒价值减少，而社会地位、精神收益所体现的永恒价值增加，所以，在收入到一定水平后，人们的幸福感会更多来自于社会地位的改善或是精神产品的消费和生产。比如，富人会更在意社会地位，会更加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同时，也会更多从事一些精神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包括著书立说、演讲等。另外，为了追求社会地位，富人也可能会利用物质收益做基础，进行一些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本质也可看成是从物质收益到精神收益的一种拓展，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本质是为了获取社会收益或精神收益，而非物质收益本身。另外，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需要永恒价值的满足，比如践行宗教教义等，这些能让人永久上天堂的行为，其所带来的幸福价值也将是永久的。在这种情况下，贫穷的人虽然在现世穷困而悲惨，但面对未来永久的幸福许诺，他们也可能在现世的表现是幸福而快乐的。但若人缺乏这些永久价值的满足，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其幸福感也将是不持久的。当然，对于永恒价值的认定，不同文化背景，可能有不同的认同。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天堂可能就具有永恒价值。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血缘的传承，子女或香火的延续，可能就是最大的幸福。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子女代表着老人生命价值的一种永恒延续，所以，子女带给老人的幸福感也将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持久的，这里尽管子女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并不好或并不尽人意，但子女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偏好满足的永恒性，或者幸福感会更多来自满足的永恒价值？这与人生的意义有关。人生的意义，说白了，就是个人在特定偏好下追求一生幸福的最大化。为了追求幸福最大化，根据最优边际决策法则，必然就是满意度或幸福度的分配与获得价值的永久性成正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获得幸福的最大化，必然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获取具有永久价值的满足上，如有些人为了上天堂，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当然，人们追求幸福最大化的决策，会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一是要受信息不对称的制约。二是要受情绪波动或自控力不足的影响。三是要受制度的限制。四是关于幸福行为的决策也会因个人价值观发生变化而变化。五是要受资源或收入的限制。比如，富人为什么在很有钱的情况下，仍会持续努力去赚钱，主要就是为了拓展实现幸福的更大空间。所以，人们追求幸福的决策过程，也是一个动态最优的过程，有一定的随机波动性。
总之，从幸福偏好永恒性或永久性价值出发，可以很好解释一些有关幸福的现象和命题。一些有关幸福的悖论或矛盾的命题，通过幸福偏好永恒性价值这一命题进行解释，悖论或矛盾也就不存在。如快乐踏水车效应，相对收入为什么比绝对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用更大，以及收入的增加为什么反而可能会出现幸福度的下降，等等，其原因就是人们一般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更具永恒性价值事物的追求上，人们幸福度的提高，更多是取决于永恒性价值的满足，而不是短期性价值的满足。
另外，对于笔者所提出的幸福偏好永恒性这一命题，若研究者有兴趣，也可就此展开进一步实证研究，通过一些实际调查或问卷调查，做一些统计分析，可进一步验证之。
从幸福偏好永久性价值命题出发，也要求我们建设幸福社会，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在生产力落后阶段，或在人们普遍贫穷的情况下，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增加人们的物质收益。在人们普遍富裕后，应着力建设公平的制度，应更加注重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另外，不管是在生产力落后阶段，还是在生产力先进阶段，社会都不应忽视对于一些具有永恒价值东西的建设和满足，这对于建设幸福社会，至关重要，作用也更持久。
具体内容参考作者相关文献
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三）城市化解决发展中人口大国三农问题局限多
城市化能否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人口小国，比较可行。因为农村人口不多，城市吸收农村人口压力不大。对于工业发达国家，也比较可行。因为工业发达，城市有产业支撑，能较多吸收农村人口就业，这不会导致“城市病”。同时，由于工业发达，工业可以反哺农业和支援农业，也不会导致“农村病”。
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要完全依靠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困难。从城市方面看，一是人口基数大，城市要完全吸收压力必然很大；二是由于城市自身产业基础也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口自身就业压力必然也大；三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简单劳动正越来越多被机器人所替代，这更增加了农村人进城就业的难度。从农村方面看，由于农业产业本身就效益低下，再加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在城市繁华的诱惑下，这会导致农村优势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资金要素等会过多盲目流入城市。所以，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若单纯依靠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最终有可能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一方面，必然是城市人口过于拥挤，城市出现贫民窟；另一方面，又是农村的“空壳化”和土地的撂荒。
而“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一方面，由于农村农业的发展落后，农民收入低，这必将导致国内需求不足，这最终对城市产业发展也不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有竞争优势尤其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较少，城市产业整体缺乏国际有效竞争力，而为了解决“城市病”，为了保障城市管理秩序，政府又不得不大大增加非生产性劳动投入，比如，增加警察数量，增加维稳投入等，这必然会要求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加重企业税收。而企业负担加重，又导致城市产业进一步缺乏竞争力，形成恶性循环。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财政供养人员支出，在缺乏产业税收收入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通过不断增加货币发行来暂时解决困难，但这会诱致通货膨胀或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最终又形成对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更不利环境。
另外，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面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竞争，如何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种子安全等，都可能会遇到很大问题。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是高度危险的。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依靠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对解决三农问题只具有短期效应，不具有长期效应。一般房地产所带动的经济周期，大约是二十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三十年。而且若后续没有其他产业配套发展，受供给和需求价值规律必然性制约，最终房地产产业必然是大萧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必然的，这也是经济规律为自己强制开辟道路，连带效应，最终必然带来国民经济的大萧条。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一定要高度警惕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问题。在房地产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依靠创新大力发展城市其它产业，并要采取措施逐步消解高房价问题。
这里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认为只要户口变成城里人，就城市化了，就一切问题解决了，这也是误区。所谓城市化，实质应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的实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若人转成城市户口了，但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这样的城市化实际是伪城市化。其中在城市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一旦大量农村人口转成城市户口，必然很多人缺乏有效就业，就容易形成伪城市化局面。
另外，也不能产生城市化崇拜，即认为城市化什么都是好的，认为城市各方面都要高于农村，这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城市有城市的优点，也有不足；乡村有乡村的优点，也有不足，要辩证全面看。从国外发达国家看，有钱人更喜欢乡村，而不是城市。
还有，在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上，城市化应是一个次要考虑因素，关键应考虑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国家治理水平还有文化等方面。对一个国家而言，城市化只是现代化的物质外壳形式，并不是实质形式，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外生变量，不是内生变量，更多是产业现代化促进城市化，而不是相反。
另外，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可能还会产生严重的官员寻租问题。比如，一些官员可能会依靠廉价的土地，通过工程建设，一方面，可以为自己营造政绩工程，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工程吃回扣寻租，一举两得。这会导致城市化不正常扭曲快速发展。其扭曲主要表现为：一是可能会导致公共产品过度供给，比如可能会建一些巨型楼堂馆所和巨型广场等，由于供给过剩，出现“空城”和“鬼城”现象；二是可能会导致生产企业过度供给，粗放发展，进一步加剧产品过剩情况；三是可能导致土地资源大面积浪费，比如虽然开发区大面积开花，但土地利用率并不高，多呈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宁可慢些稳些，也比快些要好一些。因为发展总有路径依赖，一旦设施建好，返回重新建设成本更高。不仅前期投资泡汤，还要拆迁成本，另外，前期建设所产生的许多腐败，对社会发展也是巨大危害。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稳妥推进城市化是一种优化选择，急躁快速弊多利少，要稳中求进。
具体从城市化指标看，笔者认为，对于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有雄厚工业支撑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可以超过85%以上，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若城市化水平超过50%，就需要谨慎推进城市化，一般以不超过75%为好。若超过75%，有可能会引发较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一般而言，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要考虑城市化水平多少为合理，应重点考虑五个关键变量。一个关键变量是人均收入，尤其是人均纯收入，这是农村人能否进城的收入前提。没有收入前提，进城就是更多造“贫民窟”。一个关键变量是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越大或基尼系数越大，越不利于城市化，因为多数穷人是无法实现进城的，这些人进城也是更多造“贫民窟”。一个变量是工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必然越高。一个变量是土地资源约束边界。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个国家尤其是人口大国，一定要确保一定的农业用地。尤其在人均耕地较少的情况下，更要稳妥考虑这一问题。农业用地的红线为城市规定了最大土地扩张边界。一个变量是人口多寡因素。人口越多的国家，城市化难度必然也越大。最终，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如何确定合适，需要综合考虑这五个关键因素。其中，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正比例关系；与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大约成反比例关系；与工业化水平大约成正比例关系；与土地红线大约成反比例关系；与人口数量大约成反比例关系。
另外，发展中人口大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城市布局的均衡问题。如何均衡，笔者认为，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城市化应突出两级发展。一是要突出特大城市或城市群这一级的发展，这是考虑到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一级还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问题。二是要突出小城镇这一级的发展，这是考虑到带动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关乎国家稳定尤其是粮食安全的需要。同时，两级还要形成协调发展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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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四）农村基层微观组织建议探索实行半自治半行政模式
第一，目前农村总的改革方向应是，要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合作化建设，这是提高农村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目前，一家一户分散的生产方式，是产生农村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一是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也与此有关。二是不利于中央政策落实。由于政策落实成本大，导致中央的许多政策落不到实处，以致产生许多形式主义落实。三是导致农村人精神世界原子化。一家一户各自为政，合作互助精神进一步稀缺，互相攀比加剧，人情淡漠化，婚丧嫁娶成了主要的群体精神生活凝聚点，而且节日也更加世俗化、金钱化。四是由于缺乏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严重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提高。五是生态环境保护难度大。由于一家一户分散，面对一些滥砍滥挖现象，很难全面监管。六是制约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推广。由于承受风险的能力弱，单个的农户对技术的推广多持保守观望态度。
第二，如何推进农村组织化和合作化建设，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一是由于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特点还是比较突出，所以，靠农民自发推进组织化和合作化，难度较大，客观需要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和引领作用。政府要深度介入合作化过程。二是由于人多地少，城市吸纳劳动人口能力还比较弱，出于城乡统筹考虑，客观需要我国农村的合作形式应多具备劳动密集性特点和技术密集性特点。所以，我国乡村振兴，乡村人口不能太少。为此，在合作组织制度设计上，要适当增加农民跳出乡村社会的制度成本。
第三，为此，建议政府积极主动帮助农村基层建立半自治半行政基层组织。一方面，若农村实行村民完全自治，根据这多年实践，也是弊端诸多，但若完全行政化管理，也不符合农村实际，为此，可探索将自治和行政有效结合起来，探索农村实行半自治半行政化模式。所谓半自治半行政组织，具体就是农村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由上面组织部考察任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观察后，村民对上级组织任命的干部若不满意，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任命，由上级组织再选合适人选任命。这种上级任命，下级否决的方式，本质也是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因为这也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一种方式。民主关键是权力制衡，既可以左右制衡，也可以上下制衡。另外，目前中央推行村书记、村主任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等“一肩挑”，这也是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的一个大方向，有很大积极意义。但问题是，要实现“一肩挑”，必须组织机构上要合一，要一个“身子”，不能多个“身子”，不然，“一肩挑”会流于形式，而且还可能会导致组织运行效率低下问题，因为一个人管多方面的事，毕竟精力有限。为此，也建议，未来的农村基层组织，应考虑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等一体化，一套人马，多块牌子，这会大大提高组织效率。以前，在人民公社时期，工农商学兵，一体化，也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可以借鉴其优点，不应全面否定。凡事都应辩证全面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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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五）建议探索半统购半统销农产品流通模式
第一，所谓半统购半统销，就是农产品一部分国家统销，尤其是重要农产品，一部分，走市场，农民自主经营。这里半统购半统销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是相衔接的。在半计划的盘子里，也就是国家计划种植的农产品，实现统购统销，在半市场的盘子里，即农村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种植的农产品，销售由市场作主。
第二，为什么要半统购半统销，一是因为农产品销售不稳定目前是一个突出问题，不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农民容易产生过度投资，这等于间接降低农民收入，也成农民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当某一种农产品出现短缺时，对城市居民也不好，直接影响居民生活。二是目前，农产品价值多被中间商所赚取，这不仅对农民不好，因为农民得利不多，对城市居民也不好，因为城市居民又高价消费农产品。比如，苹果在农民地里，一斤1元，还销售困难，没有人要，但在城市，居民消费又得一斤花5元，甚至花10元。再比如，甘肃岷县当归，在农民地里，一斤才值十几元，但经加工最后到城市人手里，一斤可值一两百元，价格错十几倍，实际农民得利很少。所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如何增加城里人福利，需要建立农产品从农村到城市的直销渠道，这个直销渠道需要半统购半统销体制来承担。另外，这里我们要注意，不要一提统购统销，就感觉不好。过去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是在农产品短期的情况下，为了支援工业化所设计的农产品流通制度，对农民有伤害。目前，面临农产品过剩和市场波动情况，实行部分农产品统购统销，则对农民是一种保护，而不是伤害。另外，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在工业发展还不太强的情况下，国家要完全补贴农业必然财力有限，不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补贴农业。而通过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这也算是实现了国家对农民的一种间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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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学术创新（七十六）建议国家实行城市和小城镇两种户籍制度
对户籍制度我们要有一个正确认识。任何国家都需要对人口流动进行管理，都需要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看，所谓户籍制度，就是按户登记人口的一种人口统计和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掌握人口信息，了解人口变动情况。广义看，所谓户籍制度，有更深刻含义，包括与户籍有关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以及各项法规政策等。
户籍制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户籍一词的来源来看，个体家庭的出现是户籍制度产生的社会前提。在古代社会，户籍制度是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实施和运用权力的有效手段。摩尔根在分析古罗马国家时写道：“据称塞维乌斯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创立注户籍的办法。李维认为户籍制对于即将形成的如此庞大的帝国来说是一项最有益的措施，按照这种制度，无论平时或战时，人们履行职责不再像以往那样以个人为标准，而是以个人财富的多寡为标准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所居住的市区注籍，并登记自己的财产数额。这是在户籍监临下办理的；户籍册登记完毕后便为定阶级提供了根据。”（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34页。）
我国古代孟子提出了朴素的国家三要素说，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其中的“政事”，主要是指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
户籍制度也是随历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在商周时代，是否有完善而系统的户籍管理组织和制度，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不过，从实践发展需要推测，至少存在某种形式的户口管理办法，因为对国家管理来说，这是必要的。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自然十分重视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因此，户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得到了很大发展。一是书社制在许多国家已经普遍起来；二是上计制在战国七雄中多得到严格执行。所谓书设制，就是将社中的人口书于版图，上计制是一种上报人口，以便预算来年的税收负担的制度。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对人的管理和控制推行“什伍”制。秦统一中国后，在户籍编制方面，仍沿袭了以往的“什伍”制，而且在组织和实施方面，为了确保中央集权的巩固和政治的统一，比以前更加完备，更加严厉。西汉，在户籍编制和管理方面，承袭了秦朝“什伍”制的做法，此外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利措施，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隋朝的户籍制度增加了对户口登记管理的约束机制，即把户口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完备周密。坊村分治是唐朝户籍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城邑为坊，乡野为村。坊和村各自另外设官职，掌管其居民户口。这里坊村居住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坊内居住者大多数是贵族和统治者阶层，村野居住者则多是劳动者阶层。由于存在等级地位差别，坊村之间存在壁垒以及户口隔离和分治也就在所难免。由于王朝征税对象主要是农民，为了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国家必然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宋神宗期间，王安石推行变法，其中主要举措之一就是施行保甲制。保甲制的主要功能是：一是便于清查户口；二是为了谋求基层社会治安和互相救助；三是建立民兵组织，为军队准备后备力量。采取这种措施，村民平时可以自保，战时可以保国。此外，还可以节省财政开支，减轻国家负担。（陆益龙著：《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87-88页）
在户籍管理体制方面，元代实行了村社制。村社以家和村为基本单位，一般50家或100家构成一个集团，设一社长负责，不像保甲一样严密；另一方面，村社的功能也不同于保甲，其主要目的在于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而不是出于治安保卫需要。（陆益龙著：《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90页）
明代在户籍管理方面，在全国推行“户帖”制。“户帖”相对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户口簿，“户籍”相对于户口簿的存根，存放于户部。“户帖”发给各户，各户的籍和帖都加以编号，以便核查。另外，明朝还下令各郡县编制赋役“黄册”，便于征调赋役。同时，在基层管理体制上，明朝在全国建立里甲制，里甲的主要职责是催征钱粮，管理民间事务。另外，在明朝，还规定，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有“路引”，也就是一种离乡外出的证明。由此可见，明代对人口流动管理十分严密，农民流动难度很大，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陆益龙著：《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92页）
清朝在户籍管理方面，比明代要宽松一些。主要是税赋与人丁没有直接关系，尤其在康熙以后，推行“摊丁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家赋”的税收政策，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已被土地所取代，因此，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对征税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另外，政府还鼓励农民去开荒垦殖，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还有一个方面是，也有利于准确清查人口，一些隐瞒人口现象会大大减少。（陆益龙著：《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94页）
清末宣统三年三月，民政部编订了《户籍法》。《户籍法》主要内容是关于户口及其变动事项的合法登记程序及管理机关的规定。1931年、1946年，国民政府重新颁布和修订《户籍法》及实施细则，但其基本精神和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主要是关于如何登记户口。1937年，国民党政府还颁布了《保甲条例》，在全国统一建立保甲组织。
总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朝各代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管理，这也是为了满足更好统治的需要，所以，户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只能是随实践发展不断完善，其管理形式也会随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不断发生变化。
解放以后，我国1951年在城市开始施行城市户口登记制度，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改变了以往的户口登记和管理规定，增加了迁入地和准迁单位的审批程序。改革开放前，我国户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户口与权利和稀缺资源结合，形成事实上的二元等级社会，同时，户籍也变成了一种等级身份认同符号。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户籍制度不断探索改革，1980年代中期开始试行的居民身份证制度，是户口管理制度中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
户籍制度如何改，需要根据各国国情实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走特色之路，不能盲目照搬别国模式。这里既要考虑公平问题，还要考虑效率问题，要在公平与效率结合上实现总效应的最优化。
目前，我国在户籍制度设计方面，笔者认为，根据乡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可考虑实行城市和小城镇两种户籍制度。目前，可以考虑将大部分农民转为小城镇户口，或整体转为小城镇户口。尤其是一些集中在县城和乡镇中心的农民，可整体转为小城镇户口。其中转为小城镇户口的，可仍然继续保留承包地。但转为城市户口的，要一律退出承包地。对能否转为城市户口，要进行严格审查，一般应要求申请者在相应城市，应有稳定的就业，并持续就业一年以上，同时，还应有自己固定的住房（不是租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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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单位业绩考核情况
这里主要是1993年以后在甘肃省委党校工作期间以来的专业技术考核情况，而1993年以前在中学工作近10年期间，当时中学未有考核制度，但多次获有关教学工作方面的先进奖，1993年到党校工作以后，近三十年连续考核优秀，即凡正式参加考核年份均为优秀，未正式参加除外，具体如下：
1993年，因刚来单位，未参加考核。
1994年：优秀;
1995年：优秀;
1996年：优秀;
1997年：优秀;
1998年：优秀;
1999年：优秀;
2000年：优秀;
2001年：优秀;
2002年：因访学未参加考核。
2003年：优秀;
2004年：优秀;
2005年：优秀;
2006年：优秀;
2007年：优秀;
2008年：优秀;
2009年：优秀；
2010年：优秀；
2011年：优秀；
2012年：优秀；
2013年；优秀；
2014年：优秀；
2015年：优秀；
2016年：优秀；
2017年；优秀；
2018年；优秀；
2019年；优秀；
2020年；优秀；
六、其它有关奖励情况
1.获甘肃省靖远县优秀教师奖3次.
2.获甘肃省靖远县教学新秀奖1次.
3.获甘肃省靖远县园丁一等奖1次.
4.获甘肃省白银市园丁奖1次.
5.获甘肃省委党校先进教师奖2次.
6获甘肃省委党校十佳教师奖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