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若干问题捡漏与矫正

宋圭武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如下一些新观点：人本性趋利避害；立足现实福利经济学应坚持底线标准；“斯密悖论”本质是不存在；“节俭的悖论”是不存在的；科斯定理需要完善与矫正；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 完全竞争市场最有效率”应是一个伪命题；制度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问题；消费函数需要新定义；市场本质是短期的；应基于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确定政府边界；经济本质是不可预测的；经济发展需要高度关注共同富裕问题；资本要素供给越丰裕，资本要素价格可能越高；城市化水平提高应与稳定就业率高度挂钩；人口密集型国家应更加注重非劳动资源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其实是实现财富分配的手段而已，所谓创造财富，本质还是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消费也存在多种边际效用递增情况；经济学需要建立大经济学范畴；经济学教材需要进一步创新。

关键词：经济学 经济问题 捡漏纠正

作者简介：宋圭武，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二级教授。

如何用稀缺的资源，满足人们不断扩张的欲望，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主轴问题。社会其它问题，都是围绕主轴问题旋转。所以，经济问题是社会大问题，经济学也是社会大学问。经济学从前古典经济学，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到现代经济学，一路走来，一直充满各种争议，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于经济学既涉及实证问题，也涉及规范问题，所以，基于认知和立场考虑，经济学中有各种争论应属正常。下面，笔者就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谈一些个人感悟和思考，供大家商榷。

一、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关于人性的思考

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人性既是研究问题的前提之一，也是研究问题的归宿之一。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几千年来争论不休。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荀况）主张“性恶论”，告子（告不害）主张“无善无恶论”，世硕主张“有善有恶论”。个人认为，直接讨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是一个永远讨论不清楚的事。因为说人性本善，一些恶的产生却无法解释；说人性本恶，一些善的产生却无法解释。个人认为，准确说，人本性应是自然，而这个自然之性就是趋利避害。下面谈谈个人不成熟理由，供各位参考。

首先，人本性自然不证自明。因为人本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说人本性自然，应是不证自明的命题。

其次，说人的自然之性是趋利避害，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我们可以用反证法进行证明。什么是反证法，就是先假设需要证明的命题错误，然后根据假设逻辑推出错误，则间接证明原假设不成立，并得到原命题正确结论。下面我们用反证法证明人本性趋利避害：首先假设人类本性不是趋利避害，则其行为必然是趋害避利。而若人的本性是趋害避利，则人类博弈演化的趋势必然是人类最终不存在。这与现实是矛盾的，而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是因为假设错误。所以，正确的结论应是：人类本性是趋利避害的。

再次，这里虽然说人类本性是趋利避害，但不能直接认为趋利避害就是恶，或直接认为就是善，因为趋利避害与善恶还有一段距离，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尤其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趋利避害就是恶，这也是不准确的。比如，父母爱自己的孩子，也是一种趋利避害行为，就不能说是恶。再比如，人见了老虎，必然要躲避，这自然也不是恶。再比如，一个人锻炼身体，也是一种趋利避害行为，也不能说这是恶。一般而言，当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危害到社会时，则其趋利避害行为就是恶，若其趋利避害行为并没有伤害到社会时，则其趋利避害行为就不是恶。总之，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到底是善，还到底是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判断。另外，不同社会群体，由于道德规则体系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社会群体，在善恶行为的认定上会有所差异。

第四，从先天因素看，受遗传影响，不同的人在趋利避害行为上会有所差异。比如有些人自控能力弱，有些人爱杀人，有些人爱自杀，有些人爱出轨等，一些科学研究证明，这些行为都有遗传方面的因素。所以在现实世界，有些人天生可能偏恶一些，而有些人天生可能偏善一些。也即，一个人是偏向成为好人，还是偏向成为坏人，也有遗传或天生的因素。

第五，从后天因素看，后天的文化和制度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好的文化和制度，可以让不好的人趋好；不好的文化和制度，可以让好人趋不好。习惯成自然，从长期看，文化和制度对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会有潜移默化的固化现象。

第六，说人性趋利避害，这里的利，我们应理解为包括身体收益、物质收益、精神收益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害也应理解为包括身体损失、物质损失、精神损失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不能认为其中的“利”和“害”只是简单的包括某一个方面的收益或损失。这里因为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

第七，在现实中，虽然说人性深层本性是趋利避害，但一个人在趋利避害行为上的具体表现，又是复杂多样的。这里关键是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是其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即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空间环境中会有变化。比如年轻时代和年老时代，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会有所不同，在稳定环境中和在不稳定环境中，一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会有所不同。另外，对于不同的人，由于各自其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总是相同的很少，所以，不同的人在趋利避害行为上的表现也必然是多样复杂的。

第八，不仅人类本性趋利避害，而且大自然中的一切动植物，本性都是趋利避害。我们同样可以用反证法进行证明：假设有某一类动物或植物不是趋利避害，则其行为必然是趋害避利，这必然导致这类动物或植物最终不会存在。这与现实情况矛盾，说明假设错误。由此得到命题：大自然中的一切动植物，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这也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第九，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为，以后对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一类问题，应再没有讨论的必要。也即虽然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千年，现在我们应该终结讨论，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若讨论，必然就永远说不清楚，就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而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最终无法判断其对错。这里所谓的伪问题，是指无法判断其正确或错误的命题。如，是男同志年龄大，还是女同志年龄大，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对错。因为男同志有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女同志有年龄大的，也有年龄小的，二者根本无法比较年龄大小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

第十，面对人本性趋利避害情况，人性如何建设，就是要让其趋利避害行为尽可能保持在善的红线范围以内。一是要对少数人实施基因改造工程。对由于基因原因而犯罪或有不良行为的人，对这些人的改造，也需要基因工程帮忙。但要实施基因改造工程，需要大力促进科技进步。二是要建设好的文化。文化是人性的孵化器，是人性的母乳。好的文化必须要有较强的敬畏意识。较强的敬畏意识是对恶最有效的内在约束，而善是不需要内在约束的，因为善本身就内在自觉。如何培育社会的敬畏意识，需要着力加强三方面敬畏意识的培育。要加强对自然的敬畏意识的培育。人不负青山，青山不负人。要加强对生命的敬畏意识的培育。对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都要有敬畏意识，包括对自己的生命，也需要有敬畏意识。要加强对规则的敬畏意识的培育。对规则不能抱侥幸心理。在规则目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方为上策。三是要建设好的制度。好的制度必须要满足公平原则，体现公平精神。不公平的制度是恶的滋生地。如何促进制度的公平建设，关键是在制度层面要给善充足激励。如何充足激励善，关键是要让有德者的付出与收益成正比例，包括在物质方面的收益和精神方面的收益，都应当成正比例。一个让老实人吃亏的制度，不是好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是在激励大家都成为不老实的人，最终劣币驱逐良币社会形成逆淘汰。公平制度的底线是必须要确保不能让老实人或多数人长期处于吃亏状态。一个让老实人或大多数人长期吃亏的社会，必然戾气重，怨气深，社会运行呈高风险不稳定特征，大家都缺乏安全感，而且弱势群体利益更容易受到损害。因为在不公平的环境中，错位攻击现象会比较严重，而弱势群体，往往也成了一些人进行错位攻击的首选对象，而这种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正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二、立足现实福利经济学应坚持底线标准

福利经济学庇古标准认为，提高社会福利，一是要增加社会产品，二是要尽可能实现分配公平。但庇古标准这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增加当代人的社会产品，可能会损害后代人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二是全面推进社会公平建设总体难度较大。

福利经济学还有“帕累托最优”标准。所谓“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就是指在一种经济状态下，如果没有一种办法能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某（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和既定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条件下，生产资源配置已达到最优状况。“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对经济学研究范畴的重要拓展之一。该范畴不仅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而且对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都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这里笔者认为，从宏观总体看，所谓“帕累托最优”状况应是一个无意义陈述。因为在宏观总体前提下，任何一种资源配置的实际变化都会有成本，都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这里关键是：立足包含所有时间和所有空间的一个集合，在这个集合内，世界的福利总量必然是一定的。技术进步只是改变资源的存在形式。以货币为标志的财富只是财富的虚拟形式，并不真正代表真实的财富。在这样的前提下，若改变一种资源的经济配置方式，必然会存在利益受损群体。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从静态看，必然是存在一部分人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从动态看，必然存在一个时间段的人损害另一个时间段的人的利益的情况。另外，从损害的效用看，要么是损害一个人的绝对效用，要么是损害一个人的相对效用，要么是对一个人的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都产生损害。所以，立足时间和空间总体，任何一种资源配置状态其实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既然任何一种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则所谓帕累托改进，必然是不存在的，从而，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也必然是一个无意义标准。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微观局部前提下，“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理论上是存在的。在微观消费领域，当一个消费者或两个消费者对一个商品组合的边际替代率完全相等时，其消费状态达到了最优；在微观生产领域，当一个生产者或两个生产者对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时，其生产状态达到了最优；在局部消费和生产领域，若一个消费者对一个商品组合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一个生产者对一个要素组合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则这个微观局部消费和生产状态达到了最优。但当消费者人数达到三个以上，且消费商品种类达到三种以上时，或者生产者数量达到三个以上，且生产要素种类达到三种以上时，或消费者加生产者人数超过三个以上，且消费商品种类加生产要素种类超过三种以上时，则“帕累托最优”最优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若存在，必然与下面讨论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矛盾的。

福利经济学还有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标准。在社会福利函数前提下，所谓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是寻找社会福利函数的最优均衡解。

但阿罗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然而社会中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福利函数，要从所有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必须满足一系列必要条件，企图在任何情况下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或者说，在满足一定的公理条件下，若人数不少于两个和方案数不少于三个，则不存在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公平分配程序。

关于阿罗不可能定理，阿马弟亚·森发现，当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最佳的情况下，阿罗的“投票悖论”就可以迎刃而解。

阿马弟亚·森还把这个发现加以延伸和拓展，得出了解决投票悖论的三种选择情况：一种情况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最佳；一种情况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次佳；一种情况是，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最差。阿马弟亚·森认为，在这三种选择情况下，投票悖论不会再出现，取而代之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到唯一的决定。

结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立足现实，福利经济学应坚持底线标准较好。所谓底线标准，就是每一次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若能让社会大多数人获利，则应让最弱势群体获利最大，但若存在社会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发生战争），则至少应让最弱势群体利益受损最小。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资源的每一次重新配置，都应尽可能确保最弱势群体利益不受损这个底线。

坚持底线标准的好处是：一是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为最弱势群体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从而最弱势群体利益是否受损也必然容易得到识别；二是容易取得社会认同，因为同情弱势群体是一种社会普遍心理；三是能有效推进社会公平建设，因为不断增加弱势群体利益，是推进社会公平建设的最关键途径；四是能有效推进社会效率建设，因为有了社会公平，社会也就有了实现长远效率的坚实基础，因为从全局和长远看，公平与效率本质是有机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在坚持底线标准上，社会应必须达成共识，不能再有争论，这也是达到社会福利均衡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可能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标准。但这是一种不理性的认知，同时，也是一种缺乏德性的认知。

三、“斯密悖论”本质是不存在

什么是“斯密悖论”，是指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书中所体现出的不同价值倾向。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倾向于利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更倾向于利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于是，这一问题被德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称为“斯密问题”或“斯密悖论”。

对于“斯密悖论”问题，有许多不同讨论。笔者认为，所谓“斯密悖论”本质是不存在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应是利他，而不是利己。

为讨论问题方便，我们先做一个理论假设。假设有两个社会，一个是全部由利己人员构成的社会，一个是全部由利他人员构成的社会。我们看这两个社会的博弈情况。

首先，看全部由利他人员构成的社会。从微观方面看，在产品生产上，由于人人利他，必然企业监督成本大大降低，也即非生产成本必然大大降低；从产品质量看，由于利他，必然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把产品做好，使产品尽可能质量高一些；从产品价格看，必然价格会更合理。从宏观方面看，在社会管理方面，由于人人利他，必然社会管理成本大大降低；在环境保护方面，人人利他的社会必然环境保护更好；在贫富差距方面，由于人人利他，必然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在技术创新方面，人人利他的社会也是一个更有利于鼓励创新的社会；在信息不对称方面，人人利他的社会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更小的社会。

其次，我们看全部由利己人员构成的社会。与利他刚好相反。从微观方面看，在产品生产上，由于人人利己，必然机会主义泛滥，这会导致企业监督成本大大增加，也即非生产成本必然大大增加；从产品质量看，由于利己，必然存在短期行为，这对保障产品质量是一个威胁；从产品价格看，由于利己，必然会尽可能索要高价，使价格与价值偏离。从宏观方面看，在社会管理方面，由于人人利己，必然社会管理成本大大增加；在环境保护方面，人人利己的社会必然环境保护成本也很好；在贫富差距方面，由于人人利己，这必然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在技术创新方面，人人利己的社会也是一个对鼓励创新十分不利的社会；在信息不对称方面，人人利己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的社会。

再次，实际是，利己对个人有利，但对经济社会发展未必有利。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角度看，所谓“斯密悖论”，其实应是斯密在理论上没有认识清楚的表现。在现实世界，所谓“斯密悖论”本质是不存在的，毫无疑问，利他才是经济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

第四，还有一个问题，若我们承认利己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动力，为什么经济社会发展，总是要不断鼓励人们利他，而不是利己？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动力？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斯密悖论”是不存在的。

第五，当然，我们有时讨论人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这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与经济社会进步动力是利己，还是利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同。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通过不断约束利己动力，并转化为利他动力，才促进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利己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向动力，利他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向动力。利己只有通过特定的制度约束，比如通过市场竞争制度等，将利己与利他捆绑起来（这一点斯密其实也认识到了），才能转化为经济社会进步的动力。

四、“节俭的悖论”是不存在的

“节俭的悖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其涵义是，若人们都节俭，必然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必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不能良好增长，必然国民收入增长有限，即节俭不仅没有让社会财富增加，反而让社会财富减少。

笔者认为，凯恩斯所谓“节俭的悖论”只是一个静态局部理论推演结论，只具有短期局部意义，并不符合真实世界长期发展的需要，真实的世界应有“浪费的悖论”，并无“节俭的悖论”。

首先，坚持节俭，有利于经济长期平稳发展。节俭所谓需求减少，只是暂时的减少，并不是长期的减少。因为节俭所导致的需求减少，必然会在未来某一天消费。所以，从长期看，节俭只导致需求在不同时间区间重新配置，而并不是需求减少。若不坚持节俭，一味刺激需求，虽然经济在短期内可能有增长，但在长期内，必然信用膨胀，最终导致滞胀。

其次，坚持节俭，有利于家庭稳定和谐。一个浪费的家庭，必然是一个更容易陷入经济困境的家庭。贫困夫妻百事哀。家里经济紧张，必然家庭关系也更趋紧张。

再次，坚持节俭，有利于保护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好，经济资源基础就好，最终有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第四，坚持节俭，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在全社会节俭的前提下，必然需求是紧缩的，这会抑制企业盲目投资，从全社会看，必然会极大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第五，坚持节俭，有利于社会道德建设。节俭有利于涵养自律人格。而自律人格会大大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这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间接推动。

既然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节俭的悖论”是不存在的，所以凯恩斯经济学，本质是短期局部经济学。立足世界经济长期发展需要，我们应抛弃凯恩斯经济学。

五、科斯定理需要完善与矫正

关于科斯定理，有不同争论。一是关于科斯定理到底存在不存在，有不同争论；二是若科斯定理存在，其准确涵义是什么，有不同争论。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科斯定理还是存在的。其中一些学者将科斯定理归结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若交易费用为零，则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最终市场自愿交易都会导致资源配置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第二种情况，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这里笔者认为，科斯定理重点应是突出了产权清晰和市场自由交易的重要性，但科斯定理有一个最突出的缺陷，是对公平问题的忽视，这让科斯定理最终也成为“黑板经济学”（科斯曾戏称一些学者的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与现实真实世界脱离甚远）。

对于科斯定理的第一种情况，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就是一个反例证明。所谓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说是两个人分一笔总数固定的钱，比如100元。分配方法是：A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表决是否接受。若B表决接受，则按照A提出的方案分钱；若B表决不接受A提出的方案，则A和B都得不到任何金钱分配。这个实验可以看成是科斯定理第一种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但最终结果并没有达到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的均衡。实验得到的结论是：提出方案的人，多倾向于平均分配；而接受方案的人，若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少于30%，则多拒绝，若多于30%，则倾向于接受。产生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一些分配方案没有体现公平原则，自然会被一些人拒绝，并导致双方利益都受损。

对于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第二种科斯定理情况，若产权界定不满足公平原则，真实世界也不可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均衡。第一，若产权界定不公平，必然人们会抵触界定，若产权界定不公平程度超过人们的心理认可界线，还有可能会引起社会骚乱。第二，由于市场缺陷，在市场博弈过程中，不公平的产权界定效应会进一步被放大，导致社会更失去公正性，并导致产生更多社会问题。

根据上述讨论，笔者认为，科斯定理必须要补充公平元素，才更完善。考虑公平因素，科斯定理应表述为：不管交易成本是否为零，只有满足公平原则的初始资源配置，人们的自由交易才有可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注意，这里说只是可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不是一定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因为虽然初始资源配置满足公平原则，但由于有市场缺陷，最终博弈结果未必最优。

由科斯定理完善可知，社会在清晰产权的同时，还应持续不断解决好公平问题。因为市场竞争本身是呈极化特征的，在市场博弈的过程中，更多是拉大社会不公平，而不是缩小社会不公平。如何解决好公平问题，自然更多需要政府出场。但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是，政府也存在失灵问题，所以政府也未必能做好推进公平建设这项工作，这也是很多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和困境。

另外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公平，也未必能得到一个社会基本共识，这也是推进社会公平建设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此，科斯定理还需要加上一个公平价值偏好约束条件。

若考虑公平价值偏好约束，较完善的科斯定理表述可以改为：在社会成员公平价值偏好大体一致的前提下，不管交易成本是否为零，只有更多满足公平原则的初始权利的清晰界定，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

六、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

“柠檬”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所以，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也称次品市场或旧货市场。1970年，31岁的著名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论文，对柠檬市场进行了具体分析，所以，柠檬市场也称阿克洛夫模型。

对于柠檬市场，主流的结论认为：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中都是劣等品，并最终导致市场消亡。

其分析的思路是：主要原因是由于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交易一方很难判断商品价值，最终只能多按市场期望平均价出价，这会导致高质量商品价格被低估并逐渐退出市场，由此必然导致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商品平均质量进一步下降，最后，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只剩下坏商品，市场消失。

但现实市场存在情况与研究结论并不相符合。因为现实市场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大量存在。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也是有效率的。

首先，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旧货市场有，新货市场也大量存在，而且新货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一定就比旧货市场少。如此，研究者基于旧货市场信息更不对称从而推理出旧货市场必然会消亡的分析过程，也可以运用到对新货市场的分析，如此，按原推理过程，必然也会推出新货市场最终也不存在，这与现实是矛盾的，是严重不符合市场实际的。

其次，旧货市场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存在比新货市场有更高水平均衡的情况。因为从供给方面看，由于考虑是旧货，可能要价会更低；从需求方面看，低价购入旧货，但旧货使用价值未必就真小，可能所产生的实际消费效用要更要高于新货效用。尤其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旧货市场有更大存在价值。而有些新货市场，不均衡情况也是比比皆是，比如存在的一些买贵现象（价格高反而需求高，价格低反而需求低），就是新货市场不均衡的突出表现。之所以出现买贵问题，根源也是信息不对称所致。

再次，基于人的理性把控，从长期看，所有市场最终都应是实现均衡的。因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不管是旧货市场，还是新货市场，除特殊情况外，在一般情况下，高质量商品一般不会轻易出手，供给方一般会拉长交易期限，等待识货者。这最终导致，高质量商品，总体还是高价格，低质量商品，总体还是低价格。也即，对于任何市场而言，不均衡情况可能会产生，但一般不均衡值总是围绕均衡值上下波动。不均衡更是一种短期的波动，在长期内，从平均值看，不管是旧货市场，还是新货市场，最终都是均衡的。因为若某一种市场长期不均衡，一种情况，若长期价格低于价值，则供给者必然最终都会退出，最终该市场不存在；还有一种情况，若长期价格高于价值，则必然有其它供给者会进入，最终通过竞争产生均衡。

最终结论是：基于人的理性把控，在长期内，旧货市场和新货市场本质都是均衡的，所以旧货市场和新货市场也必然长期存在，这也与现实的市场存在情况是相符合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经济均衡问题，若我们把经济均衡概念定义为在完全信息前提下的人的完全理性的产物，则我们可以将所有市场，包括旧货市场和新货市场，都可以看成是非均衡的存在。因为人的理性毕竟是有限的，信息不对称也是严重存在的。

总之，所谓均衡和非均衡，对市场而言，是一枚货币的两面。立足不同均衡定义，从一面看，我们可以把所有市场都看成是均衡的；从另一面看，我们也可以把所有市场都看成是非均衡的。或者在短期内，所有市场都是非均衡的，但在长期内，所有市场都是均衡的。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从现实角度出发，一切存在肯定背后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不然，若没有存在的理由，必然不可能有对应的存在。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的长期存在，本身就说明其背后肯定有其长期存在的理由。

这里对黑格尔的话，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任何存在，实际都是一种均衡，尤其是一种长期存在，更是一种均衡。

本文的最终结论是：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与新货市场本质没有多大区别，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本质也是均衡的。

七、“ 完全竞争市场最有效率”应是一个伪命题

“ 完全竞争市场最有效率”，这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得到大家公认。但细想起来，这个命题应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

首先，要考虑效率是对谁而言的，是对生产者，还是对消费者，还是从社会总体角度谈效率。有些市场对生产者而言是有效率的；但有些市场对消费者而言是有效率的。

其次，对于完全竞争市场，一个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规模效益。这会导致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要高于其它市场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竞争市场所形成的均衡点，很可能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点的上方，这会导致完全竞争市场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要高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这对消费者而言，未必是好事。同时，对于生产者而言，由于缺乏规模效益，生产成本也高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生产成本，这对生产者而言，也不是好事。最终，由于消费者高价格和生产者高成本，导致社会总福利受损。

再次，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由于有一定的规模效益，这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这会导致长期成本曲线整体下移，随之市场均衡价格也会降低，最终导致社会总福利增加。

第四，寡头垄断市场若互相之间没有形成合谋状态，也有助于社会总福利增加。但若寡头之间形成合谋状态，则近似于完全垄断市场。

第五，在完全垄断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基于垄断地位，制定高价，产生高额垄断利润，形成对社会福利的侵蚀。但完全垄断市场，对生产者而言，是最有效率的。

综上讨论，笔者认为，最好的市场状态应是垄断竞争，或是没有形成合谋状态的寡头垄断状态。这两种市场状态既体现了规模经济优势，也体现了市场竞争优势，最终有助于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而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都不是理想的市场状态。因为一个不能较好体现规模经济优势，另一个则不能较好体现市场竞争优势。所以，一般经济学教科书所认为的“ 完全竞争市场最有效率”命题，应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八、制度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问题

制度作为一种产品，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问题。关键原因是人性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这会不断蚕食制度的约束效应，从而使制度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说，一项新制度刚执行的时候，可能还具有较大约束效应，但越往后，制度的约束效应越差。比如，中国的反腐败制度，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提出存在所谓钱穆陷阱，即是制度边际效应递减的典型案例。

九、消费函数需要新定义

消费问题是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消费函数自然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经济学内容之一。凯恩斯最早提出消费函数这一概念，他认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库兹涅茨认为，长期消费是收入的一个固定比率，在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大体稳定。斯密塞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是现期收入的函数，并且消费水平随现期收入水平提高而比例减少，而储蓄则随现期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在长期内，消费除受收入影响外，还受其它诸多因素影响。杜森贝里认为，人们的消费存在互相攀比现象，同时，消费还具有一定的惯性。弗里德曼认为，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莫迪利安尼通过生命周期说解释消费问题，认为消费者是根据生命周期来安排个人最佳消费。还有一些学者在消费函数中加入理性预期因素，理性预期也成为影响消费的一个重要变量。等等。

总之，现有各种消费函数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一是只考虑一个人现世的消费效用满足，没有考虑到一个人对来世消费效用的安排；二是更多考虑物质层面的消费效用，缺乏精神层面的效用考虑。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消费函数，在消费效用满足方面，不仅要考虑现世的效用满足，还要考虑来世的效用满足问题，尤其在一些宗教文化浓厚的社会，人们的一些消费，与满足来世效用是高度相关的，甚至更重视来世效用的满足；另外，人们消费不仅仅是只考虑物质效用的满足，还同时考虑精神效用的满足。在消费成本支出方面，应是物质成本支出和精神成本支出的总和，不应仅仅只考虑物质成本支出。

另外，消费函数还具有：一个人的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二者存在一定程度边际替代问题，比如在贫困状态下，可能一个人会更多通过损失精神收益换取物质收益，一个人在物质富裕情况下，可能会更加注重追求精神收益，比如人们常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随着收入的增加，可能会更加注重消费的相对效用，比如可能会产生一些炫耀性消费等；与物质收益存在边际递减规律一样，在精神收益方面，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比如，一个人荣誉过多，必然在增加同一级别荣誉所带来的边际精神收益会递减，除非后面的荣誉等级要比前面的荣誉等级更高，才可能边际收益递增；在特定的环境下，消费还存在消费异化问题，即消费过程否定消费自身存在的真正价值。

十、市场本质是短期的

市场更具长期性，还是更具短期性，笔者认为，从本质看，市场更具短期特征，而不是长期特征，要坚决克服市场浪漫主义。

首先，市场的实质主体是人，人的行为是决定市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关键变量。而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这客观决定了人的行为必然多具有短期性，而这种短期性必然也使市场具有了短期性。一般情况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前十几年，过家庭生活，后十几年或几十年，过退休老年生活，平均一般一个人大约有40年左右的时间属于市场。所以，一般一个人多可能立足40年左右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市场行为，当然，也可能还有比40年时间更长期的安排，但一般不会超过本人的生命周期。由于每个人的行为多具有短期特征，最终，众人短期行为的合力，必然仍然具有短期特征。

其次，信息不对称，也是加剧市场短期性的一个重要变量。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市场中总是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为投机者提供了短期牟利的巨大空间。而投机者的短期性操作，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短期性。

再次，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加剧市场短期性的一个重要变量。世界上不存在十分完善和严密的制度。即使很完善严密的制度，也存在机会主义发挥作用的空间。有机会主义，必然就有短期性。

第四，在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领域，市场的短期性更突出。

第五，从市场演化的实践趋势看，若市场本质是长期的，则从长期看，市场的波动必然会越来越少，市场的运行质量必然会越来越高，但事实并不如此。在市场运行的长期实践中，市场总是处于不断的波动中，且大波动和小波动都是不断产生，而且市场的运行质量也并非总是在提高。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本质是短期的。任何关于市场的理论，都应从短期性出发来建构理论模型，否则，所建构的理论模型必然是理想主义的，甚至于是空想主义的，最终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而且还可能会对实践产生误导作用，甚至于产生大害。

十一、应基于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确定政府边界

罗纳德·科斯在探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主要考虑的是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即企业的边界在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处。

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由于政府主要是立足公共利益立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以，决定政府规模和职能的最重要变量只能是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为此，笔者认为，决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法则应是：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当一个政府的规模和职能还处于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时，则这个政府的规模和职能还有进一步扩张的必要；当一个政府的规模和职能已经处于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则表明政府规模过大，职能过多。

基于上升法则，笔者认为，政府最核心的职能应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要始终抓好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第二，要始终抓好公共秩序的维护问题。第三，要始终抓好公共精神的建设问题。市场交易本身对公共精神有一种瓦解作用。当然市场交易也可能会促进公共精神建设，比如诚信。但市场交易所衍生的公共精神更多会有一种工具化倾向或牟利化倾向，包括短期化倾向等，这些特征与公共精神的本质是相悖的。公共产品、公共秩序、公共精神三方面建设，是政府最核心的职能，任何政府都少不了这三方面职能。

另外，由于利益驱动，政府规模和职能自身也会有一种自我扩张的趋势。如何有效防止政府规模和职能的过度扩张，第一，应严格控制政府预算支出。除特殊情况，比如发生战争等，一般情况，一个政府的预算每年应尽可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比例上。第二，政府的所有决策能公开的应尽可能公开化。公开化有利于社会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第三，积极促进第三部门发展。第三部门是对政府和市场缺陷的一种有效弥补。

十二、经济本质是不可预测的

经济问题，一半是主观，一半是客观，是二者互动的一个结果。对于客观，由于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我们可以预测；但对于主观，由于有人的自由意志参与，就很难预测。最终，客观和主观结合，使经济预测很难有规律可把握。

经济预测的实践也证明，经济预测很难把握。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都不太好。席勒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算是比较擅长预测了，在《非理性繁荣》（1999年出版）一书里，他预测2000年互联网泡沫将破灭。但实际并没有发生。还比如，在2010年1月10日，席勒预测标准普尔指数会从当天的1280点以每年1.3%的升幅，在十年后升到1430点。实际上2013年1月4日这一点数就被超越。关注席勒的众多预测，其实多数都没有准确性。在国内，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学学者的一些预测，也是如此，很多也没有准确性。

既然经济很难预测，或本质是不可预测的，为什么还会有很多人热衷于经济预测，这与人们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心理有关。面对不确定性，如何减少不确定性的威胁，一般人们总是会多寻求一些权威人士的帮助。比如，求神拜佛，找算命的算命，或者，就是找专家。即使这些努力没有作用，但至少还可以产生一些自我心理安慰作用，也少了一些后悔心理。

这里虽然经济本质是不可预测的，但并不意味经济就不需要研究。经济不仅要研究，而且还要深入研究，研究经济意义十分重大。研究经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经济层面有机结合，并最终促进人与自然共同和谐发展。所以，经济研究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也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同时，由于涉及变量太多，经济研究也是学问中最难研究的一门学问。经济研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十三、经济发展需要高度关注共同富裕问题

共同富裕是一个经济大问题。促进共同富裕，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有关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每缩小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高0.2个百分点。应对经济危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也是最直接有效手段。若扩张性经济政策，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这只会产生短期刺激经济效应。扩张性经济政策只有和缩小贫富差距效应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持久效应。另外，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也是一个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的社会。因为经济系统本身是一个流动循环体，若存在薄弱环节，就容易在薄弱环节出现资金或产品流动的堵塞，而贫困群体往往就是容易导致经济流动性堵塞的薄弱环节（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实质是在贫困群体环节发生了经济流动性堵塞）。

共同富裕是一个政治大问题。共同富裕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贫富差距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社会。从我国历史看，历次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贫富差距是重要变量。从国外情况看，一些发展中国家接连发生颜色革命，背后深层次原因还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大，反映在政治上，必然是利益集团交锋激烈化，而贫困群体由于缺乏参与政治的资本，其政治行为会有冷漠化趋势，最终导致政治被大利益集团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行为就很难有效体现正义原则。这又会进一步导致政治行为恶化，形成政治与发展的恶性循环。美国的经验就充分显示，民主政治得到的一些政策，并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富人对中产阶级和穷人的优势，超级富豪往往是政治上最大的赢家。美国学者拉里·M·巴特尔斯在《不平等的民主》一书中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贫困和不平等正在严重挫伤美国民主的平等主义理想，也严重损害了民主政治的合理化。

共同富裕是一个文化大问题。贫富差距会催生文化二元化，形成穷人文化和富人文化二元价值体系。同时，文化的神圣性会更多被世俗性所替代，文化本身更多成为一种谋取财富的手段。一些人为了跨越财富的鸿沟，各种机会主义文化就会受到鼓励，并且泛滥，如赌博、投机等一些冒险行为，就会更多被文化体系所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会越来越包装化和空壳化，越来越成为物质内容的包装纸，而文化本身的真正精神价值功能会越来越弱。

共同富裕是一个环境大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既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研究也表明，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人们的环保意识更差。由于不注意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让贫困地区发展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一方面，越贫困，环境保护压力越大；另一方面，环境保护越差，又导致贫困压力越大。联合国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对环境威胁采取紧急应对措施，那么到2050年全球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可能增加多至30亿。

共同富裕是一个社会大问题。贫富差距大，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尔金森等在《不平等的痛苦》一书指出：在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一些研究表明，社会上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不平等较严重的国家，毒品的使用情况更为严重；在不平等的国家中，凶杀率更高；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更多的人想成为主宰者，在较平等的社会中，更多的人比较宽容、同情他人；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和美国各州，公众之间的信任水平也较低；贫富差距大的社会更具惩罚性，因为在社会等级中，人们会利用歧视和向下的成见来防止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提高社会地位，同时，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通过向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发泄而试图赢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就是产生所谓的自行车效应，即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对他的上级点头哈腰，同时一脚踩向他底下的人，即产生一种错位攻击。

十四、资本要素供给越丰裕资本要素价格可能越高

有学者认为，资本要素供给丰裕最终会导致资本要素价格下降，此观点值得商榷。

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能用一般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规律来分析。若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或若不考虑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结合的情况，在资本要素供给丰裕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资本要素供给价格下降趋势。

但若考虑技术进步，情况就大一样。由于资本要素丰裕，资本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丰裕优势促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本质是排斥劳动要素的。比如无人工厂、无人超市的出现，甚至出现无人面馆等。如此，资本越丰裕，必然对劳动力排斥越严重，从而导致劳动要素相对越来越过剩，即相对资本要素越来越过剩，从而导致劳动要素价格更有降低趋势。也就是说，资本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在减轻人的劳动，但在减轻人的劳动的同时，也同时让人的劳动成为多余，最终让劳动者本人成为多余。也就是说，资本和技术结合起来，使资本越来越成为劳动的对立面。同时，资本要素利用技术优势，也使资本的利润空间更大。在资本利润空间更大的情况下，必然拥有资本比拥有劳动力更好，这会导致资本要素价格有越来越高的趋势，而不是价格下降趋势。如此，资本要素越丰裕，资本要素价格会更高，劳动力要素价格会更低。所以，一般实际情况应是，一个社会资本要素供给越丰裕，资本要素会越值钱，劳动力要素相对会越便宜，劳动者会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或者也可以说，资本越富，劳动者必然越穷。

由于劳动要素相对价格越来越低，劳动者越来越成为多余，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要素供给越丰裕的国家，很可能人口生育率越低。而资本要素供给越是稀缺的国家，人口生育率很可能越高。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就是例证。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价值分配以劳动价值为基础是关键。劳动价值论是建设理想社会最科学的价值论，是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论。另外，从长远看，在资本要素供给不断丰裕的情况下，世界还需要节制人口。另外，越是资本要素供给丰裕的国家，越要加大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尤其是越要加大分配调控的力度，尤其是要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然，资本要素供给越丰裕，可能会导致社会贫困人口越多，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十五、城市化水平提高应与稳定就业率高度挂钩

产业扩张是城市扩张的基础。但产业扩张能否真正提高城市化水平，就业率是重要变量。若产业扩张不能带动就业增加，这样的产业扩张是无法真正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因为没有就业，城市必然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城市人口的增加只能是贫困人口的增加。当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城市治安必成大问题，城市管理费用必然大增，最终也必将影响到城市产业健康发展，最终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萎缩，城市化走向自我否定。

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产业扩张带动就业增加的速度也在变慢。如无人工厂、无人超市、无人面馆等，几乎雇人很少。所以，技术进步客观排挤人口就业，这会阻挡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

国家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定要经常调查城市人口的就业情况，应根据就业水平提高情况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不然，盲目扩张城市，社会风险极大。现代社会，城市是核心要素的聚集地。城市安全是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关键。

一个人有恒产，才有恒心。这里恒产，关键是稳定就业。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就业，而且要有稳定就业，这样人心才有长久的稳定。如此，推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不仅要考虑就业问题，更要考虑稳定就业问题。也就是说，城市化水平能否继续提高一定要与这个城市的稳定就业率高度挂钩。

发展中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可能产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情况。在没有稳定就业的情况下，城市不稳定风险会大大增加。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更要把城市化水平提高和稳定就业高度关联起来，应立足稳定就业逐步推进城市化。否则，城市得病，农村也得病。城市病，是人口拥挤产生大量贫民窟；农村病，是土地撂荒和空壳化。同时，国家粮食安全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最终，这种状况成为国家发展的陷阱，难以自拔。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长期徘徊，也与此有极大关系。

总之，国家推进城市化，一定要高度重视稳定就业问题。稳定就业是推进城市稳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城市化水平提高一定要与稳定就业率高度挂钩，其他变量则为次要考虑因素。其中靠房地产扩张推进的城市化，更是高风险，而且越往后，风险越大，需要高度警惕和防范。

十六、人口密集型国家应更加注重非劳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

全面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不仅要考虑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也要考虑提高非劳动资源要素的生产效率。尤其对于人口密集型和人口规模巨大国家，劳动要素相对丰裕，在这种情况下，应需要更加注重提高非劳动资源要素的生产效率。若仅仅考虑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个方面，辩证看，利弊皆有，我们不能只一味看到其利。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有：一是从局部看，或从个体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减少劳动者的劳动投入；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极大提高社会产品的丰裕度，这对社会而言，也是好事；三是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好处有：从全社会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者而言，未必是好事。因为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一个劳动者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若市场需求不变，或甚至市场需求缩小，则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者数量必然比原来更少，这会导致社会就业率降低，让更多人失业。所以，当劳动生产率提高越快时，则有可能失业率越高。所以，从某种意义讲，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者的劳动本身有一种异化作用，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让劳动自身否定自身，让劳动更多成为一种多余的存在。同时，在失业率增加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不能导致全社会的劳动者收入都提高，一般情况是，更多只能导致一部分劳动者或一小部分劳动者收入会提高。一般情况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资本家收入获利最大，因为资本家可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同时，若更多劳动者没有就业，必然缺乏收入，则所谓的社会产品丰裕，对这些失业者而言，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只能满足眼福。另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是，会对自然资源产生过度利用的压力以及对环境安全会构成较大威胁。比如，机器开采矿石替代人工开采其劳动效率可能要高几十倍甚至几千倍几万倍，但在提高采矿速度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速度也可能会加快。比如，工业文明对环境的过度破坏以及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就是例证。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如何大用其利，规避其弊，推进社会和谐建设，一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要大力开拓市场，尤其要注重开拓国外市场。二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就业问题，要广开就业渠道，尤其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要更加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尤其要加大对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税收调节力度，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适度控制人口增长，不然，伴随人口增长，必然也伴随贫困增长。五是可以考虑多发展一些公有制产业和公益性产业。六是要更加重视体育、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七是要更加重视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八是坚持非劳动类自然资源节约持续利用，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九是对于人口密集国家，在提高生产率方面，一方面，要提高劳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更要重点提高非劳动要素的要素生产率，如土地产出率、资本要素生产率、资源要素生产率等，应重点提高。

从中国经济资源要素禀赋结构看，人口规模巨大是显著特征，人口要素和劳动要素相对丰裕，从经济学边际均衡角度看，立足要素产出均衡和总要素产出最大化考虑，同时，立足以经济内循环为主并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从长远看，国家应重点提高非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值或生产效率。一是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要大力提高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的生产效率。三是考虑目前老龄社会情况，应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实现老年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四是要更加注重非劳动自然要素资源的节约利用问题，立足可持续发展，切实保护好环境，在技术研发路径选择上，国家应对非劳动自然资源要素节约技术进行重点研发。五是经济与人口政策要协调推进。六是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问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七是城乡发展要协调推进，要坚决防止农村空壳化和城市过度拥挤化并发问题。

十七、所谓创造财富本质还是分配财富

如何定义财富，一种是从客观物质方面来定义，一般可以认为，拥有物质尤其是稀缺物质越多，财富必然越多；一种是从主观效用方面来定义，若一个人效用增加，即是财富增加。由于从主观效用方面来定义财富，必然随意性很大，本文认为应立足从客观物质方面来定义财富，较好。立足从客观物质方面定义财富，本文认为，所谓创造财富本质还是分配财富。

从实际生产过程看，所谓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要努力实现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比如，一个企业要创造财富，必然要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最终点，就是以更少的投入，换取更多的收益。这里以更少投入换取更多收益的过程，就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全社会的货币量固定。则一个企业创造财富的过程，也就是使自己拥有的货币增加的过程，这必然要减少别人或别的企业拥有的货币量。这里假如货币就是财富的度量，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创造财富的企业财富增加了，但别人或别的企业的财富减少了，这就是一个财富的再分配过程。所以，这里所谓生产，其实更多是一种手段，是生产主体通过生产手段最终实现财富的再分配。

从客观物质方面看，全世界的财富总量，其实是一个定值，因为物质的总量是一个定值。问题是能不能通过一种办法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总量，不可能。刚才讨论了，通过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本质还是财富的再分配。再一种办法，我们通常通过重新界定所有权来增加财富，但这只能增加局部或个别主体所拥有的财富，而整个地球的财富并没有增加，因为整个地球的物质总量并没有增加。而所谓技术进步也是只改变了财富的物质形态而已，或对物质财富的元素进行了重新组合，从总量看，也并没有增加全球财富的总量。再还有一种办法，我们能否通过多发货币来增加社会财富，这也不可能。因为增发货币只代表虚拟财富增加，并不代表真实财富增加。同时，让一部分人多拥有货币，本质也是让其多拥有财富，但这必然会减少别人拥有的财富量，这本质也是财富的再分配而已。

总之，人类的任何活动，从本质层面看，都是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活动，本质或核心都是围绕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而展开的。可以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本质都是资源分配的争夺过程。所谓生产，还有所谓的政治、文化、军事等各种活动，都只是资源分配或再分配的手段而已，其本身并不是目的。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从整体和全局看，关键在分配，而不是在生产，分配是本。但从局部看，生产与分配都很重要。比如，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改善生产过程，通过增加出口，增加本国财富，最终促进本国共同富裕，这种情况是生产和分配都很重要。或者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多占有别国财富，增加本国财富，但这要以减少别国财富为代价。

总之，本文的结论是：生产其实是实现财富分配的手段而已，所谓创造财富，本质还是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人类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种各样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一个社会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更加重视分配问题。

十八、消费产生边际效用递增的几种情况分析

人们在消费产品和服务时，在经济学理论分析中，一般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一个人在消费同一种产品或服务时，消费后一个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效用增量要小于消费前一个产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效用增量。比如，吃苹果，就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吃到最后，还可能会产生负效用的情况，因为若2个苹果吃饱了，人再吃第三个苹果就不舒服，对身体也不好，第三个苹果的效用就是负值。不仅吃苹果有边际效用递减情况，吃其他东西也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情况。

在实际生活中，消费边际效用递减是一种普遍现象，问题是，有没有人们在消费产品和服务时，存在边际效用递增情况，应是有的。下面笔者给出一些边际效用递增若干情况的分析，供大家参考。

一是消费成瘾的东西，有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但也需要在一定的限度内消费才有递增的情况，超过限度就不一定成立。比如毒品等，刚开始消费毒品可能存在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但超过一定限度就不一定边际效用递增。二是在消费品存在组合效用的情况下，一个消费品在消费的初期，可能存在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但当消费品组合达到最佳配置后，则该消费品的边际效用会递减。比如，家具的购置，若家里客观需要两个某消费品，则第二个消费品的增加，其所产生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第一个消费品的边际效用。三是通过违规所获得的消费。比如偷情，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人们常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就是一种边际效用递增情况。这里为什么“偷不着”边际效用要大于“偷得着”边际效用，注意这里“偷不着”的边际效用是指心理预期效用，不是实际消费的边际效用。当然，违规也是有成本的。有些违规消费并不一定边际效用递增，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四是对于意外获得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因为意外获得会让人产生惊喜。比如中彩票等，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五是通过占便宜行为所获得的消费。比如吃提供的免费午餐等，可能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六是一些精神收益，可能存在边际效用递增情况。比如，一个人微博或短视频的网络关注人数或点赞人数，当关注人数很少或点赞人数很少时，其边际效用也小，对人的情绪影响不大，但当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个人效用可能增加很多，产生这种情况与边际效用递增有关。

总之，社会经济现象是复杂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消费行为是不是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增情况，既需要结合所消费物品的特性来分析，也需要结合消费量来分析，还需要结合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来分析，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制度因素和道德习俗因素等，另外，还需要考虑到个人的偏好。

十九、经济学需要建立大经济学范畴

目前，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有三个方面。一是缺乏长期性，没有充分体现战略思维意识；二是缺乏整体性，多注重单方面发展；三是缺乏现实性，理论多停留在黑板演绎层面。经济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能更好跟现实对接，笔者认为，经济学需要建立大经济学范畴。

第一，需要树立大财富观。大财富观所包含的财富，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自然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二是人造财富。包括各种房屋、机器设备、人造工程等。三是金融财富。包括各种货币、有价证券等。四是身体财富。健康的身体不仅是财富，而且是更重要的财富。五是心理财富。能否有一个健康的心理，也是一个人的重要财富。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若能拥有健康的心理，国家的物质财富必然会大大增值。

第二，需要树立大均衡观。所谓大均衡，是指整体持久均衡。反映在时间维度上，就是经济增长必须是可持续的，不是短期的，必须要体现更持久的发展。反映在空间维度上，就是经济增长要在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等综合均衡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均衡，经济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均衡。

第三，需要树立大动力观。经济增长的大动力是经济三重动力的耦合。经济增长的表层动力是要素动力。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动力取决于要素富裕程度，越是要素富裕，要素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中层动力是制度，这里的制度，是各种制度的总和，包括各种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制度动力取决于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程度。公平与效率越是有效结合的制度，制度动力越充足。经济增长的深层动力是文化，核心是人文精神。由于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所以，人文精神动力更具持久性特征。最终经济增长，取决于三重动力的耦合推动。经济增长，需要从要素、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挖掘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需要树立大科学观。经济学应建立在大科学的基础上。其中历史、数学、心理学应成为大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学科。历史是最宏观的经济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心理学是最微观的经济学。任何人的经济决策行为，都离不开微观心理基础。搞不清人的微观心理活动规律，其经济分析必然是盲目主观的，是有较大误差的。数学为经济分析提供最优工具。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如何发现其中的经济演变规律，经济学应充分利用数学所提供的各种最现代的工具。但经济学利用数学，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或形式上，关键是要体现实质利用，要在经济分析过程中，充分体现数学的逻辑精神，这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三大基础学科外，其它学科也很重要。比如哲学。哲学为经济学提供价值和方向指导。好的经济学，离不开好的哲学基础。高级经济学，总是与高级哲学耦合在一起的。还有，经济学也离不开美学的基础。好的经济学理论，应是具有美感特征的。因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世界本质的理论，不仅满足真的属性要求，也必然满足美的属性要求。

第五，需要树立大数据观。《大数据时代》作者维克尔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许多学科门类都会发生巨大甚至是本质上的变化和发展，进而影响人类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收集成本会大大降低，各种算法的准确度都会有提高，这为微观经济行为的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控都提供了良好基础。

二十、经济学教材需要进一步创新

第一，应体现开放性特点。由于经济实践本身是开放式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经济理论教材也应是开放式的。具体比如一些经济学教材中的练习题，就不应设计标准答案，应多一些自由讨论题，应容许学生就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中。通过讨论，进一步深化对经济问题的认识，这样教学效果会更好。

第二，应体现实践性特点。经济学本质是实践学。一是要教会学生如何观察经济实践，如何调研经济问题，这很重要。二是在经济学教学中，要多一些实践调研课，要多走出课堂去学。三是切忌过于数学化抽象演绎经济理论。经济学课不是数学课。不能把数学水平和经济理论研究水平等同起来，也不能以数学应用程度作为划分经济学教材是高级，还是中级，或是低级的依据。经济是一个复杂多变量的集合。对于复杂多变量集合，越数学化抽象演绎，可以离实践越远，理论必然越具有黑板性。

第三，应体现简洁性特点。清·刘大槐说，简为文章尽境。沃夫纳格说，深奥的思想是用凝练的语言来表达的。宋·陈矣说，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达·芬奇说，简单是终极的复杂。大道至简，高水平的教材总是简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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